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李鴻章任湘軍幕僚的過程，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咸豐三年(1853年)，從武漢順江東下的太平軍佔領安慶，殺死巡撫蔣文慶。李鴻章慫恿工部左侍郎呂賢基上奏，並代爲捉刀連夜趕寫奏章。咸豐帝詔諭工部左侍郎呂賢基前往安徽，任安徽團練大臣，辦理團練防剿事宜。呂對李說：“君禍我，上命我往;我亦禍君，奏調偕行”。於是，他隨同侍郎呂賢基回籍辦團練，5月首次與太平軍交戰於和州裕溪口。次年，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也由王茂蔭舉薦，回鄉辦團練。李家父子的團練“整齊皆可用”。李鴻章先後隨周天爵、李嘉端、呂賢基、福濟等清廷大員在皖中與太平軍、捻軍作戰。
李鴻章以書生帶兵，既有“專以浪戰爲能”的記錄，也有“翰林變作綠林”的惡名。數年的團練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爲將之道，不在一時勝敗，不逞匹夫之勇。
咸豐五年(1855年)十月，因率團練收復廬州之功，“奉旨交軍機處記名以道府用”。咸豐六年(1856年)九月，隨同福濟等先後攻克巢縣、和州等地，後敘功賞加按察使銜。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時之間，謗言四起，李鴻章幾不能自立於鄉里。咸豐七年(1857年)，安徽巡撫福濟奏報李鴻章丁憂，爲父親守制，從而結束了他爲時五年的團練活動。
次年，太平軍再陷廬州，李鴻章攜帶家眷出逃，輾轉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處。
咸豐九年(1859年)十二月赴江西建昌，入曾國藩幕府，負責起草文書。此時，正當湘軍三河之戰剛剛敗，需人孔急。因此，曾國藩對於招李鴻章入營襄助，甚爲積極主動。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氣盛，鋒芒畢露，真要獨當一面，還需再經一番磨礪。於是，他平時儘量讓李鴻章參與核心機密的討論，將其與胡林翼、李續宜等方面大員同等看待;當時，湘軍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辯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國藩經常有意無意讓他們與李鴻章爭口舌之長，以挫其銳氣。至於曾氏本人，更是身體力行，以自己的表率來影響李鴻章。如李愛睡懶覺，曾則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齊後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講虛誇大言以譁衆取寵，曾多次正言相誡：待人惟一個“誠”字。每當遇到困難河挫折，曾則大談“挺”經。如此苦心孤詣，使李鴻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習慣都深受曾國藩的潛移默化。李鴻章自稱：“我從師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隨時、隨地、隨事，均有所指示”。又說“從前歷佐諸帥，茫無指歸，至此如識指南針，獲益匪淺。”曾國藩生性“懦緩”，而李的作風則明快果斷;曾國藩每有大計常猶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數言而決。
其後安徽巡撫翁同書(同治帝、光緒帝之師翁同龢長兄)對太平天國戰爭時棄城逃跑，曾國藩起草《參翁同書片》時採用李鴻章之草稿：“臣職份所在，例應糾參，不敢以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當時翁同書之父翁心存正處高位)，並因此更欣賞李鴻章的才華。但李鴻章也因此與翁同龢結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後翁同龢處處刁難北洋水師。
咸豐十年(1860年)秋，曾、李師生之間因曾國藩決定移軍祁門和彈劾李元度二事發生嚴重分歧。李鴻章認爲祁門地處萬山叢中，是兵家所忌的“絕地”，移駐不妥;而李元度追隨曾氏，好爲“文人大言”，而非將才，曾深知其短卻使他領軍防守徽州，甫一兵敗又嚴詞糾參，李鴻章不願擬稿並“率一幕人往爭”，終至憤而離營。這表明，李此時的戰略和用人眼光已在曾之上。後來，經過胡林翼、陳鼐和郭嵩燾等友朋的勸說和曾國藩的再三招請，李鴻章乃於次年六月七日重回湘軍大營。
同年，太平軍二破江南大營後，清政府在整個長江下游地區已失去最後一支主力。在太平軍猛烈攻勢下，江南豪紳地主，紛紛逃避到已經形同孤島的上海。爲了免遭滅頂之災，在滬士紳買辦一面籌備“中外會防局”，依賴西方僱傭軍保護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錢鼎銘等爲代表，前往安慶請曾國藩派援兵。錢鼎銘先動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紳盼曾國藩如久旱之望雲霓;繼而曉之以利，說上海每月可籌餉六十萬兩，這對時感缺餉的湘軍，不啻是一大誘惑;同時，錢鼎銘還利用其父親錢寶琛是曾國藩和李文安同年的關係，走李鴻章的門路要說動曾國藩。曾國藩最初屬意派曾國荃領兵東援，但曾國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願往。隨後，曾國藩又函請湘軍宿將陳士傑出山，但陳亦以“母老”力辭，曾國藩最後轉商於李鴻章，李欣然應命，於是開始了淮軍的招募與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