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晚清一代重臣和權臣，李鴻章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歷史舞臺上，一直處於古今中外、朝野滿漢各種矛盾的漩渦中心。作爲實力最強的洋務派淮系集團的首領、清政府重要的決策者和執行者之一，爲了因應不可抗拒的時代變局，他在中國早期的洋務——近代化活動中，所做的事情最多，因而引起的爭議和非議也最大。有人曾用八個字很形象地概括他：“權傾一時，謗滿天下。”
然而，真正使李鴻章聲名掃地的是甲午戰敗，當時彈章盈廷，國人一片唾罵。“使當日盡用其謀，知成效必不止此；設晚節無以自現，則士論又當何如？”這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曾經當過李鴻章僚屬的嚴復，在李氏去世所作的輓聯。它所表達的評論性意思，當主要也是就此而生髮出來的感慨。今天，我們重新審視李鴻章的時候，我們不妨用公平、公正的眼光，把李鴻章放在當時那個大背景大環境中去評判。在這裏，我們特別願意徵引著名近代史論家袁偉時先生的新論。在其所著《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一書中，袁先生專門用兩章的篇幅集中討論了“李鴻章的是是非非”問題，並從下述三方面爲李鴻章重新作了歷史定位——第一，李鴻章爲庸衆中的傑士。
晚清統治層從最高統治者至大小官員，總體來看是個平庸的羣體。他們是處於衰敗狀態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產兒，又在腐朽不堪的專利制度制約下活動。按照19世紀下半葉人類文化已達到的水平去衡量，這批統治者都是知識低下，目前短淺的平庸之輩。但在激烈的社會震盪中，他們中也分化出一些比較傑出的人物。李鴻章就是其中的一個。
張之洞、梁啓超都認爲李氏的見識超出同儕，這個論斷是公允的。但這不等於說，他在一切方面都比大小官員高明。準確點說，他是甲午戰爭前爲數不多的識見超羣的清政府大員之一。
他較早地意識到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變局，已經到了非變不可的地步。1865年他便指出：“書生坐談誤國，可爲口嘆！且外國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強，中國將何以自立耶！千古變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鈞執政亦不知，豈甘視其沈胥耶！”正是基於這種不甘心自己的國家沉淪的自覺，他以推行“自強新政”即洋務運動爲己任，而經過銳意考查，有些認識也頗爲高明。
首先，他是最早認只開放不可逆轉的大臣之一。從鴉片戰爭開始至1900年的60年間，對侵略者與老師一身二任的列強持什麼態度，一直是朝野上下激烈爭辯的問題。頑固守舊派要恪守嚴夷夏之辨的傳統信條，對外來事物持排斥態度，既阻礙了本國的發展，又往往用一些不恰當的措施去激化與西方列強的矛盾，釀成一些本來可以避免的大禍。這些大禍的發生，西方侵略者當然有其罪責，那是要另行討論的問題。這裏我們着重看中國這一方的問題，守舊派給侵略者提供了可乘之機，也是不容諱言的事實。李鴻章則持截然不同的態度。他力主以開放的態度去處理同外國的關係，以新的觀念和措施去適應“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其次，李鴻章的高明之處還在於把“借法自強”看作救國的關鍵所在。當時，不少大臣空喊“攘夷”而反對學習西方，與正確的救國途徑背道而馳。有的大臣雖然也主張學習西方，但視野狹窄。李鴻章的洋務思想於七十年代趨於成熟。他的主張也有許多弱點，有的且是重大弱點，但在當時已屬卓犖不羣。
他把學西方作爲救國急務，愛國赤誠溢於言表。他自覺地繼承和發展林則徐、魏源師夷長技的思想，以“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爲洋務自強運動的根本指導思想。和戎爲的是創造一個有利於改革和建設的國際環境，而根本的出發點是變法圖存。他語重心長地說：“自秦政變法而敗亡，後世人君遂以守法爲心傳。自商鞅、王安石變法而誅絕，後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悅。今各國一變再變而蒸蒸日上，獨中土以守法爲兢，即敗亡滅絕而不悔！天耶？人耶？惡得知其故耶？”
作爲洋務運動無可爭議的領袖，李鴻章意識到自己的活動是商鞅、王安石變法的繼續。他把傳統的“窮則變，變則通”思想作爲變革的理論依據，而整軍經武，購買和仿造船、炮、洋槍則成了變法的重要內容。
當時，敵國環伺，整軍經武是任何執掌國家權柄的人不能不考慮的大事。李鴻章的高明處在於他圍繞國防建設提出了三個根本性的大事：一是培養全新的人才；二是全面發展工商業；三是要求宮廷節省冗費。——歷史已經證明，近代中國發展的遲滯與現代事業的失敗同沒有貫徹這些主張有密切的關係。從整個社會看，李鴻章不一定是這些思想的首倡者，但在大臣中能全面地提出這些主張的卻不多見。第二，晚清近代化事業的主要開創者。稍加考查就會知道，中國有機械製造、近代的採煤、鐵路、電報、輪船運輸、紡織等工業、採礦和交通運輸及信息企業，無一不同李鴻章的推動、支持有關。而在辦新式學堂、派留學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滅的貢獻。人們歷數過這些官辦企業或事業的種種弊端，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可是，我們同樣無法否定一個事實：西方的機器和科學技術進入中國就是對愚昧無知的打擊，就播下了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種子。招商局輪船所到之處，商品經濟總有大小不等的發展。江南製造局翻譯出版的幾百部西書不是孕育了康有爲、梁啓超、譚嗣同等一代呼風喚雨的人物嗎？沒有洋務運動，魯迅又怎麼會跑到南京去上學呢？對19世紀以來爲捍衛中國的獨立和擺脫中世紀的落後狀況盡心盡力的人，我們都應如實記下其勞績和失誤。李鴻章也不應例外。第三，一代先進知識分子的凝聚中心。
鴉片戰爭後在中西文化撞擊下逐漸出現了一批新型的知識分子。他們先是集結在曾國藩周圍，接着就向李鴻章靠攏。在甲午戰爭以前，這些對西方瞭解較多且程度不等地掌握了現代科學文化知識的有識之士大體上都視李鴻章爲中心。他們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李鴻章所以能顯得識見超羣，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汲取了許多新鮮的知識。
甲午戰爭前夕，孫中山謀求上進，首先想到的就是給李鴻章上書。其中固然與李氏是重要權力中心有關，但更重要的是李氏思想比較開明和開放，是各項洋務事業的主要推動者，因而對有新知識的青年頗具吸引力。在甲午戰爭前，不但嚴復、馬建忠及其他留洋歸來的技術知識分子絕大部分在李鴻章直接領導或勢力所及的範圍內服務，就是對其學西方的作爲持激烈批評態度的郭嵩燾、王韜、鄭觀應等人，也是李鴻章的朋友或麾下的重要官員。
在任何社會中，知識要通過一定的渠道才能轉換爲政策或各項活動。這項轉換機制是否健全對社會發展影響很大。在甲午戰爭前的20多年中，他在很大程度上起着轉換樞紐的重要作用。由於多種因素的制約，這個作用完成得不好。但這個情況卻有力地證明，這些先進的知識分子仍然依附於清政府；同戊戌維新前後的情況不同，他們沒有發展成爲獨立的政治力量。李鴻章就是在這個大格局下，發揮着自己的作用。
我說李鴻章是庸衆中的傑士，其中包括李氏本人也不脫平庸的意思。這突出地表現在1896年他到俄、德、法、英、美五國及加拿大走一趟以後，認識仍不見有大的提高。他說：“今遊於各大國者四閱月，忽經新氣之感動，此心意一往而深。……泰西格物之功效，致力之材能，某皆默而識之，學而不厭。他日身歸故國，後半生無涯之大事，將重整其旗鼓，忝顏而將中軍；且較諸前半生之僅效微勞者，冀於中國尤有裨益。”一個年過七旬的老翁經受重大挫折後尤爲此雄心壯志，令人感動。可是，他想到的仍然僅是科學技術和軍事，仍不明白離開良好的社會運行機制，這些是無法真正學到手的。就這一點而言，他仍然是東方的庸人。
不過，隨着時代日新月異的變化，一批新的傑士正在崛起，洋務運動和洋務思潮不再是晚清變法自強的主流。李鴻章已被歷史大潮沖刷到一旁。這個衰朽王朝正在加速沉淪。李鴻章卻眼睜睜看着它坍塌而無能爲力。
除了這些之外，我們還應當特別指出，李鴻章畢生致力於國民經濟的建設和發展，對經濟的研究有獨特的心得和認識。但是他與一般的研究經濟宏觀戰略的經濟學專家不同，因爲他不僅僅侷限於研究，他還以一個企業家的身份去把他的理論運用和實踐到企業管理之中。可以說，他是一名企業家，一名經濟學專家，但是加上他領導者和政治家的角度和身份，所以他的運見和卓識，他的才幹和能力就遠遠超出和高於一個優秀的企業家或者學者。
而作爲一個傑出的外交家，李鴻章雖然代表清政府簽訂了不少不平等條約，但這不全是他個人的過失，還有當時大清朝走向腐敗和沒落的背景。在當時國際大舞臺那錯綜複雜的狀況裏，李鴻章處理了很多震驚中外的大事件。這樣的大背景和大事件不是每一個外交官都有機會遇見的，也不是一個普通的外交人員就能夠處理的。李鴻章在外交上不斷地巨大失敗和微小的勝利之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手段，作爲個人角色的李鴻章，不愧爲一個出色的外交家。
最後，我們還想說的一句是，不管李鴻章有過多少失誤，犯過多少錯誤，我們中華民族永遠需要李鴻章這種求真務實的實幹家，需要李鴻章這樣爲國爲民不艱辛和困苦，不畏誹謗和詆譭的精神。李鴻章一直在埋頭肯幹、默默做事，直到生命即將結束之時。引用李鴻章說的那句話就是“富強相因”，只有人民先富裕了，國家才能強大，我們才能擺脫被外族奴役和侮辱的命運，我們中國人在世界上纔有地位和尊嚴！梁啓超早在一百年前就提出，李鴻章的歷史，就是大清國四十年的歷史。今天，我們重新審視李鴻章的時候，我們不妨用公平、公正的眼光，把李鴻章放在當時那個大背景大環境中去評判。
李鴻章首先是大清國的一名忠臣。他忠心耿耿、鞠躬盡瘁；他文采飛揚，才華橫溢；他有卓越的軍事才幹和政治作爲。這些，本不須多論也。他還畢生致力於國民經濟的建設和發展，對經濟的研究有獨特的心得和認識。但是他與一般的研究經濟宏觀戰略的經濟學專家不同，因爲他不僅僅侷限於研究，他還以一個企業家的身份去把他的理論運用和實踐到企業管理之中。可以說，他是一名企業家，一名經濟學專家，但是加上他領導者和政治家的角度和身份，所以他的遠見和卓識，他的才幹和能力就遠遠超出和高於一個優秀的企業家或者學者。
此外，他還是一個傑出的外交家，雖然他代表清政府簽訂了不少不平等條約，但這不僅僅是李鴻章個人的過失，還有當時大清朝走向腐敗和沒落的背景。在當時國際大舞臺那錯綜複雜的狀況裏，李鴻章處理了很多震驚中外的大事件。這樣的大背景和大事件不是每一個外交官都有機會遇見的，也不是一個普通的外交人員就能夠處理的。李鴻章在外交上不斷地巨大失敗和微小的勝利之中，李鴻章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手段；所以作爲個人角色的李鴻章，不愧爲一個出色的外交家。在和外國人的交往之中，李鴻章本人的睿智和深刻，他的大氣和幽默，他的儀表和舉止都散發出濃濃的個人魅力，博得了外國人對他的敬佩和尊重。
爲了中國的獨立自強，爲了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李鴻章一直在埋頭肯幹、默默做事，直到生命即將結束之時。最後，我想說的是，不管李鴻章有過多少失誤，犯過多少錯誤，我們中華民族永遠需要李鴻章這種求真務實的實幹家，需要李鴻章這樣爲國爲民不辭艱辛和困苦，不畏誹謗和詆譭的精神。引用李鴻章說的那句話就是“富強相因”，只有人民先富裕了，國家才能強大，我們才能擺脫被外族奴役和侮辱的命運，我們中國人在世界上纔有地位和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