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西漢時期有一大特色，那就是外戚專政：從漢惠帝時呂后專權開始，到昭宣二朝霍光獨攬大權，再到皇后王政君曆元、成、哀、平四朝而呼風喚雨。外戚的地位可謂蒸蒸日上，而王政君所在的王氏家族更是獨步朝野，王政君皇后的侄子王莽便利用外戚身份登上了歷史舞臺。
起初，王莽被任命爲黃門郎，隨後又升爲射聲校尉。初入官場就順風順水的他更是依靠各類收買人心的手段，和姑姑王太后的權勢升至大司馬、大將軍。爲了鞏固自己的權勢，他還將自己的女兒嫁給漢平帝，並不斷將其他外戚斬盡殺絕，從而取得了位極人臣的地位。
公元5年，漢平帝病死，王莽便趁機攝政，立年僅兩歲的劉嬰爲帝，取得實際大權的王莽並不滿足，他的野心很快就按耐不住了，終於在3年後篡位，改國號爲“新”。
王莽和他糟糕的新政
篡位後的王莽一改舊制，大行新政，其中就有外交這一非常重要的政策改變。
與之前對周邊民族政權拉攏、合作的戰略不同，王莽當政後，本着“內諸夏而外夷狄”的極端思想，對於周邊的民族都抱着高高在上的傲慢態度，認爲這些國家的君主稱王“違於古典，謬於一統”。因而王莽派遣五威將十二人，攜其命令，將這些國王的稱號統統改爲侯。如果說王莽僅僅只做了這樣一件自欺欺人的事倒也沒什麼，但接下來他的行爲就徹底把漢朝建立的國際秩序攪亂了。
王莽先是不斷挑釁匈奴，導致本來歸於寂靜的北部邊塞重燃戰火，又大舉征伐不服從他傲慢政策的西南諸夷;他還對西域諸國採取高壓政策，將與漢官發生矛盾而逃亡匈奴的車師后王姑句和婼羌王唐兜，當着西域諸國王的面斬殺;其後又不顧車師國民的感情和漢使對於西域小國的巨大壓力，將因爲害怕無法滿足漢使物資需要，而想要逃亡匈奴的車師國王須置離斬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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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高壓的行爲，果不其然導致須置離之兄狐蘭支率2000部衆投降匈奴，又因爲匈奴與新朝已經交惡，所以匈奴沒有再次交出這些降人，而是在狐蘭支的帶領下成功侵入車師國。
由於匈奴入侵之勢迅猛，西域戍己校尉麾下陳良等四位將領爲保自己的性命而殺害戍己校尉刀護投降匈奴。新朝在西域的統治正式開始土崩瓦解。
3年後，匈奴新單于繼位，想要和新朝交好便交出了陳良等叛徒，但因爲自己派往新朝作爲人質的兒子死亡，於是雙方再次交惡。匈奴復入寇，西域都護但欽因而被迅速倒向匈奴的焉耆國擊殺。
此後新朝派遣新任都護和戍己校尉出兵西域，但收效甚微，至公元23年，中原對西域的統治宣告中斷。
西域的斷絕全是王莽的責任嗎?
從上文所述的歷史發展來看，似乎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就是王莽篡漢以後，糟糕的對外政策導致了新朝花費大量兵力對付周邊的敵人，從而無力經略西域;非但如此，傲慢而不理智的諸多作爲，還更加促使西域的背叛，導致西域最後與中原斷絕。繼而我們甚至可以推斷出沒有王莽篡漢，漢朝就不會丟失西域。
事實果真如此嗎?
誠然，西域斷絕與王莽的新政脫不了干係，但是也並非完全由王莽一人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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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敵入侵西域並不是第一次，公元前45年，匈奴的郅支單于就聯合康居國攻向西域，先是攻破了大國烏孫，又征服了許多西域國家;公元90年，貴霜國副王謝率7萬大軍入侵西域。
面對這些危急的入侵，公元前36年任西域副校尉的陳湯成功的組織了當地屯兵和西域諸國部隊將郅支單于擊敗並斬殺;公元90年的西域都護班超亦是如此，面對貴霜的攻勢，班超臨危不懼，以西域支持漢朝的各國援軍和堅固的城市爲依託，成功將貴霜軍擊退。
新朝面對的局面並不比上述兩例更爲危急。入侵的匈奴沒有取得所有西域國家的支持，南部的莎車等國仍然站在匈奴的對立面，與之對抗;而且當地也有西域都護和戍己校尉鎮守，如果可以有效集結西域反對匈奴的力量是不會讓西域徹底斷絕的，甚至還可能擊退匈奴。
然而這樣的機會，駐守西域的新朝漢官卻把握不住，戍己校尉刀護被畏戰的屬下謀害，都護但欽沒有起到什麼作用，便被焉耆國擊殺。新朝在西域的防禦力量沒有發揮任何該有的作用，後來王莽派來的繼任者也同樣戰敗而歸。
不難看出即便沒有王莽和他糟糕的政策，面對隨時可能到來的入侵，這些無能的西域漢官也無力阻止。那麼不管有沒有王莽，西域丟失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西域斷絕顯然不是王莽一個人的責任。
西域的複雜情況
既然不是王莽一個人的責任，那麼西域爲何會斷絕呢?讓我們先拋開西域漢官本身的素質不談，看一看客觀條件，就能發現西域的丟失絕非偶然。
漢代西域的位置大致相當於現在的新疆地區，屬於亞洲北面草原和中亞連接中原地區的重要節點，一直以來就是西、北各路敵人向中原入侵的必爭之地，更是匈奴的眼中釘肉中刺。
但這處抵擋入侵者兵鋒的前線卻距離漢朝十分遙遠，漢首都長安離現新疆的邊界光直線距離就有1500公里，這樣的距離用“鞭長莫及”四個字來形容再貼切不過了。因此，自漢武帝通西域以來，漢庭在西域的兵力就少的可憐。
《漢書·西域傳》明確記載了西域諸位漢官所領兵力，其中護西域副校尉有兵力300人，戍己校尉有500人，西域長史有500人，加起來不過1300人。新朝時期，投降匈奴的整個戍己校尉府各類人員加起來也就2000餘人。這樣稀少的人力，既無法完全掌控西域，也無法保衛西域，維護漢在西域統治所需的兵力歸根結底要落到當地小國頭上。
但不幸的是，西域不但路途遙遠，局勢還十分複雜。
根據《漢書·西域傳》的記載，西域在漢武帝時分爲36國，後分爲50多個國家，這幾十個國家由各種習俗不相同的民族組成，光大致的分類就有羌人、突厥人、蒙古人、雅利安人、印度人等，他們的風俗皆不相同，有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民族，也有種田築城的農耕民族，彼此之間常常爆發矛盾，甚至刀兵相見。如康居就和烏孫就有着不小的矛盾，在漢宣帝時期康居甚至引匈奴攻打烏孫;于闐國與莎車國也於東漢時互相功伐爭奪南道霸主之位。這些本就矛盾重重的國家，面對來勢洶洶的匈奴或者其他入侵者，自然而然就會出現動搖、選邊、站隊的情況。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以西域大國烏孫爲例，在漢武帝時期，面對李廣利對大宛的征伐，支援漢軍的烏孫騎兵舉步不前，畏戰觀望;而到了漢宣帝時期，因爲和匈奴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一下調轉態度協助漢朝積極打擊匈奴，還取得了不俗的戰果。
東漢時期，班超出使西域，抵達鄯善國，國王對其予以禮遇，但當匈奴使者趕來時，他們便立刻冷淡了下來。公元107年，鄯善國甚至趁着漢和帝剛死，繼任者年幼而羣起反叛，圍攻西域都護，西域諸國搖擺不定的立場顯而易見。
要在這樣的地區維持統治，漢朝就需要以自身國力作爲依託，保證遠征的軍事威脅足以震懾西域諸國;漢朝的軍事力量還要能在關鍵時刻，遠道而來保護或者鎮壓西域。這無疑給漢朝帶來巨大的壓力，也難怪東漢朝廷公卿提出“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
漢朝的衰落與三絕三通
對西域的統治困難就擺在眼前，因此東漢的統治者並沒有不顧一切的爭奪西域，而是本着量力而行的原則，通過外交結盟與軍事征討聯合的手段控制西域，這也造就了西域在漢代的三絕三通。
西域初次與中原斷絕始於王莽新朝，後劉秀奪得大權稱漢光武帝，但苦於國力空虛又有許多敵人急需解決，因此並未恢復西域統治;直到公元73年，漢明帝四路大軍北征匈奴才重新打通西域恢復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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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好景不長，兩年後匈奴捲土重來，加之明帝病故，西域復叛。公元76年，7000援軍趕赴西域拯救孤軍奮戰的漢軍，但中原亦爆發旱災和牛瘟，繼任的漢章帝於是宣佈撤回西域都護和戍己校尉等官軍，西域第二次斷絕。
公元89年，漢和帝爲了解決匈奴的邊患，三路大軍出擊擊敗北匈奴，再次打通西域;公元107年，鄧太后遵從朝廷決議決定罷西域都護，召回將士官員，西域第三次脫離漢朝統治。
我們不難發現，東漢之所以多次中斷對西域的統治，歸根結底是國力下降，無力再維持高昂的統治成本;這樣的困境同樣在西漢末期上演。
西漢自元帝開始，外戚專政、吏治腐敗，地方豪強與官府沆瀣一氣，橫徵暴斂，土地兼併嚴重。本就困苦的人民，還要面對國家的增稅和勞苦的徭役，如漢成帝修建昌陵而征伐的徭役就導致“死者連屬，毒流衆庶，海內怨望”。
除開人禍，西漢末年頻仍的天災還使得饑荒大規模爆發;飢餓的災民無以爲食，甚至開始吃人，爲了求生農民紛紛背井離鄉淪爲流民;各地因此盜賊並起，襲殺官吏的起義不斷。
除開這些，還有相當部分人爲了求生而淪爲奴隸：據翦伯讚的《秦漢史》估計當時的各類奴隸約有30到60萬人。
王莽的新朝面臨的危難局面，絲毫不遜色於東漢放棄西域時的困境，對外政策上理智的多的東漢尚且把控不住西域，何況是新朝呢?
即便沒有王莽篡漢，西漢的社會矛盾和國力的衰弱仍然擺在那裏，加上西域的複雜情況和漢官的無能，西域脫離漢朝統治可以說無法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