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玄學，爲魏晉時代思想主流，與先秦諸子、兩漢經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當代新儒家皆爲中國哲學史之重要脈絡。
兩漢時期，經學尤其是以公羊傳爲代表的今文經學獨尊，漢武帝時被列入官方意識形態作爲朝廷入仕幹祿之門;而步入東漢，雖今古文逐漸彌合趨同，但由於光武帝劉秀本身便以讖緯立國，遂使經學日益讖緯化，以白虎觀會議爲經學國教化，神學化之標誌。天人、陰陽、符應等觀念大盛，使學術依附政治，而流於荒誕，深受王充、仲長統、荀悅等人批判;而古文經學雖偏重實證訓詁，但經過賈逵等人的政治調和，日漸讖緯，流於支離。在士人集團中，經歷了黨錮之禍，使本已開始陷入虛矯的東漢氣節更爲凋敝噤聲。至漢末魏晉時，儒家經學雖仍爲官方學術主流，然玄學風氣則隨名士清談逐漸流行，以《老子》、《莊子》、《易經》爲討論張本，喜好討論有無、本末等玄理，論辨深具理致。
漢末，由於天下大亂，劉表於荊州，招致士人，當地局勢大體安定，文士、學者多前往歸附，日漸形成特殊學風，後人研究有稱爲荊州學派者。荊州學風，逐漸捨棄象數、吉凶等說法，而改以義理內容爲主。
漢代時，氣化思想、宇宙生成論盛行，演述陰陽、天人等論題。而魏晉時期，此類討論漸往形而上學形式發展，以王弼、郭象爲其代表。而漢代對人性的討論，逐步發展成爲魏晉時“才性”與“人物鑑賞”等論題，其中以劉劭《人物誌》爲其代表。當時政治勢力更替，局勢混亂，原有價值體系面臨挑戰，“名教與自然”、“聖人論”亦隨之而起。
魏晉玄學主要經典是“三玄”，即《周易》，《老子》和《莊子》。清談的主要內容和很多哲學問題都源自此“三玄”。
【《周易》】
《周易》原爲一本占卜的書，是儒家的經典，但涉及宇宙萬事萬物變化的問題，哲學性很強，容易和道家思想溝通。經過兩漢和黃老思想合流的發展，在魏晉時得到非常高的重視。當時各家的《周易》註釋亦很多，但以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及《周易大演論》等爲代表。王弼的《周易注》是隨文註解的，《周易略例》則是通論性的著作。《周易略例》中主要是討論“一”和“多”的問題，而《周易注》中主要是討論“常，變，動，靜”的理論。從《周易略例》中可以瞭解王弼的思想取向。
自漢以降，易學可列爲三系：一，管輅之術數系;二，漢易之象數系;三，以傳解經之義理系。王弼的易學是屬第三系的義理系。王弼論易的中心觀念，見於《周易略例》中的〈明彖〉與〈明象〉。認爲衆多的事物，其運行變化雖然非常複雜，但並非完全無跡可尋，因爲事物的變化，仍然受到本體的制約，必須依一定規則而行。這個規則，就是“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的“一”。因此,這種“一”，“多”的關係，既是一種“靜”，“動”的關係，亦是“本體”和“現象”的關係。運動本身，並不能制約運動，必須要有一靜止的東西，才能制約運動，使變化多端的“多”，依循一定的法則而運行。
【《老子》】
道家的思想，基本上是着重個人主觀上心境修行的探討，強調個人在修行中所觀賞的世界是什麼，而不大重視客觀宇宙的根本是什麼，但這並非完全不涉及宇宙存在的討論。《老子》是道家最根本的經典，魏晉玄學家對它的重視，可說與《周易》相等。王弼的《老子注》及《老子指略》是註釋《老子》方面的代表，主要在於他“以無爲本，以有爲末”的本體論結構的模式來解釋“有”及“無”兩者的關係。
在《老子》中，“有”及“無”都是“道”的表現形態。王弼通過對《老子》的註解，將道家所講的道，從各個層面將其特徵顯示出來;如從本體與現象的關係上說明人的精神境界應追求無限，把本原論轉化爲本體論，提出了體用論和人性自然等一系列問題。王弼解釋《老子》，充分體現道家的特色，而且這些解釋都非常符合道家的基本精神，對道家在義理髮展上有很大的貢獻。
【《莊子》】
《莊子》在魏晉玄學的地位，早期不如《周易》及《老子》，西晉末漸高，南渡以後則凌駕《周易》及《老子》之上。《莊子》的盛行，不單使玄學討論的內容更爲豐富，而且玄學的討論方式亦增添色彩。至於《莊子》一書的註釋，當時以向秀的《莊子注》及郭象的《莊子注》爲最重要。後人一般都將郭象和向秀的思想放在一起討論。
郭象注中所表現的道家思想,最重要是“冥圓融論”。向郭以前，王弼將道家的“道”，視爲主宰宇宙萬事萬物的法則，這樣“道”和宇宙萬事萬物便有一種本末輕重之別。向郭認爲“道”是“冥”，宇宙萬事萬物是“?”，但是兩者並非截然二分，而是互相圓融在一起，“冥”是要通過宇宙萬事萬物的“?”才能顯現，而“?”亦須透過“冥”才能掌握，但是兩者並非分開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