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爲何要派遣唐使?下面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西元六百六十八年，齊明女皇的皇子中大兄正式繼位，即天智天皇。在經過了之前與大唐帝國的白江之戰，日本軍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創，也正是因爲這次慘敗，才使得天智天皇在登基後，開始重新對大唐帝國產生了敬畏之心，恢復了自隋末亂世以來，日本向中國派遣使者的國策，並同時恢復與唐帝國的外交關係。而這些使節，便是我們今天所熟知的日本遣唐使。
根據現今中外史學界的一致觀點認爲，日本遣唐使前往中國，主要是以學習爲主，幾乎將大唐帝國各個方面的優勢全部運回了國內，包括政治、軍事、建築、文化、思想等等，基本上只要是大唐帝國的東西，日本人都愛不釋手，哪怕只是幾卷經文，也能夠在當時的日本國內引起廣泛關注。
稀缺的遣唐使活動記載
但遺憾的是，迄今爲止並沒有任何一部史料，能夠將遣唐使在大唐帝國時期的具體活動記載下來，哪怕是日本國內最爲系統、完整且也是最具有權威性的史書《續日本紀》，同樣也沒有對遣唐使活動內容的詳細記載。至於中國方面，由於遣唐使在當時並不是朝廷的主要關注對象，所以自然不會有史官專門爲這批人作書立傳。
不過雖然沒有全面的文獻記載，但根據中日兩國收藏的大量文獻資料，也能夠通過碎片化的方式將遣唐使的基本特徵和活動內容還原出來。
日本向唐朝陸續派出18批遣唐使
據記載，日本曾擬定向大唐派遣過十八批遣唐使，雖然沒有全部成功，但成功的船隻數量還是超過了半數。自西元630年開始的第一批(未成功)，再到西元894年的最後一批(未成功，主要是日本朝廷接受了菅原道真的建議，停止派遣遣唐使的活動)，前後時間跨度之大，基本見證了整個大唐由盛轉衰的歷史。順帶提一句，菅原道真提議停止遣唐使活動，主要也是因爲唐末的亂世風雲，不利於日本在中國境內的學習環境，從而作罷。
而在日本擬派的這十八批遣唐使團中，真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卻是自西元669年至西元733年這近半個多世紀中，第七批到第十批的遣唐使。爲什麼這麼說呢?舉個例子，在第七批遣唐使之前，基本上每一批次的遣唐使規模都很小，船隻最多的時候也不會超過兩艘，遣唐使的人數也主要控制在了一百餘人左右。
自第七批開始，在唐朝嚐到甜頭的日本人，便開始加大遣唐使的規模，如第九批遣唐使的人數規模就達到了594人，爲十八批遣唐使中的人數之最。並且也是在白江之戰爆發前，日本派往中國遣唐使團規模的三倍之多。至於大家所熟知的鑑真大和尚東渡的故事，則是發生在西元764年。
日本逐漸縮小遣唐使規模
但可惜的是，自鑑真東渡後，日本遣唐使的規模和數量也就迅速減少，積極性也不像以往那麼高了。
鑑真東渡油畫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爲在鑑真東渡的前一年，也就是西元763年，朝廷剛剛平定了安史之亂，大唐帝國的國運日漸衰類，各地藩鎮割據，中央朝廷只能勉強支撐着統一大局。
而日本朝廷正是考慮到了這一點，所以也就減少了遣唐使的頻率和規模。
遣唐使在唐朝的待遇
說了那麼多，大家不要以爲遣唐使對於唐朝來言是多麼稀奇的團體，而且，遣唐使在大唐也並沒有得到什麼好的政策和待遇。
日本派遣的使節團的確是帶着謙虛好學的態度前往大唐，可對於大唐而言，就未必也是這個觀點。所以，日本遣唐使在當時的中國不僅沒有得到朝廷最爲優渥的政策待遇，實際上除了學費由翰林院承擔一部分之外，想要住得更好，還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去賺錢，走在大街上，便和普通老百姓沒什麼兩樣，除了口音較爲特殊之外。
日本遣唐使活動的兩個特點
因此，關於日本遣唐使活動的特點，還要注意以下兩點。第一就是對於日本而言，由於遣唐使需要橫渡滄海，幾經輾轉才能夠安全抵達大唐，考慮到旅途的吉凶未卜，日本朝廷許諾但凡前往大唐的使節，皆可免除三年賦稅。
而也正是因爲這一點，遣唐使在當時日本國內還是比較吃香的。因爲古代日本的生產發展水平普遍不高，甚至天皇多生幾個兒子，除了太子之外可以留在宮中，其餘兒子都要分封到各地。別誤會，人家分封諸王不是因爲傳統，主要是因爲天皇本人供不起那麼多張嘴，只能將它們趕往各自的封地自力更生，否則就只能去街頭要飯——再三聲明，這不是虛構，確有記載，至於詳細內容，之後講到日本相關史料的時候再談。
而至於日本遣唐使活動的第二個特點，則是相對於大唐而言的，那就是日本遣唐使的活動在唐朝國內受到了朝廷的嚴格監管。雖然日本方面口口聲聲自稱遣唐使只是帶着和平、友好、謙卑的學習態度和外交任務的友善使節，但最起碼唐朝的統治者不這麼想。正是基於第二個特點，可以看出，唐朝認爲遣唐使的目的並不單純。
遣唐使在大唐的活動受到嚴格監管及其原因
比如根據西元九世紀，由曾經造訪過中國的日本遣唐使中的一位名叫圓仁的僧人，在親自撰寫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就記錄過這樣一件事，大致是說隨行的一名使節，曾在長安的街市上購買物件兒，還沒等掏錢，就被巡街衙役所逮捕。由此可見，日本遣唐使的活動在唐朝還是受到了較爲嚴格的監管。
至於其中的原因，也和日本派遣遣唐使的本意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要知道，自打當年日本因“日出處”和“日沒處”的觀點，與隋煬帝鬧了不愉快後，雖然在之後有所收斂，但遣唐使仍舊以小帝國使者自居，對外廣泛宣稱自己爲“小中華”。然而，在我國封建社會中，但凡出現大一統的封建王朝，都有極爲強烈的“華夷”以及“藩屬”意識。而日本在當時自然也是大唐眼中的夷族藩國，但他們卻自稱小中華，其與大唐帝國意識形態上存在的矛盾也就一目瞭然了。
遣唐使對古代中日兩國的外交意義
不過，日本遣唐使的出現，也的確在最大程度了建立並發展了古代中日兩國之間的外交關係，其中尤以吉備真備和阿倍仲麻呂兩人，堪稱所有遣唐使中名氣最大的存在，甚至在《續日本紀》中，對此二人都曾有過如下評價：
我朝學生名字播撒唐國者，唯大臣(吉備真備)和朝衡(阿倍仲麻呂)二人。
總結：
所以，綜上所述，首先我們要明白遣唐使並非純粹的友好使節，正如上文中說的那樣，至少唐朝不覺得他們的目的單純。其次，日本遣唐使既有歸國者，也有留在唐朝的人，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外籍唐臣”阿倍仲麻呂。其三，遣唐使雖然全面學習了唐朝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制度，但卻並沒有完全照搬，尤其是政治上，在借鑑了唐朝的中央政治體制後，仍舊開創了獨具日本特色的古代政治體系，對日本之後的發展起到了深遠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