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香港嶺南大學教授馬幼垣在《九州學林》發表專題論文《劉步蟾和東鄉平八郎》之後，一個長期被忽視的問題才日益暴露出來——雖然同樣被稱爲“海歸”，但北洋艦隊中的留洋軍官與他們的日本同行所受培訓的程度大有不同，登艦實習的時長與收穫也良莠不齊。然而託庇於鄉誼和特殊的政治環境，這批年輕留學生歸國不到十年就已升任最新型軍艦的管帶，且長期未再有調動，進取心、學習精神和意志力遂江河日下，被清廷視爲“奇貨”的中國海歸卻在甲午一戰而亡，留下的只有慨嘆和教訓。甲午戰爭可以說是一場“海歸”之間的對決。
日本“海歸”反覆磨礪
若以開始接觸蒸汽艦船、培養現代海軍人才的起點論，日本比中國約早十年;1860年代後期，幕府和薩摩藩即已派員數十人赴英、荷等國學習艦船駕駛和造船技術。不過中日兩國着手建立系統的海軍教育制度，大致仍始於同一時期：1867年初，福建船政學堂第一期正式開班;三年後，幕府末期停辦的海軍兵學寮也在築地恢復。1871年2月，日本第一批12名官派海軍留學生起程赴英;1877年3月，中國第一批赴英海軍留學生也乘“濟安”輪啓航，人數同樣爲12名。這兩批“海歸”後同於1878年返國，又在甲午年兵戎相見，實爲驚人的巧合。
若以出國前的履歷論，日本的12人年紀雖不大，但幾乎都擁有在蒸汽艦船上的服役甚至實戰經驗，有的還是中級軍官。但英國方面一來對日本的示好尚不重視，二來認爲這批留學生此前並未接受完整的初級軍官教育，拒絕批准其入讀達特茅斯的皇家海軍學院(BRNC)。這樣一來，大部分留學生只能改考民間商船學校，或進入海軍造船廠和軍工企業充當高級學徒(當時英國僅特許少數日本貴族子弟報考正規大學)。如東鄉平八郎便是在投考達特茅斯不遂，於1872年入讀格林海斯的泰晤士航海訓練學院;佐雙佐仲、原田宗介等人則先後在朴茨茅斯、米德爾斯堡、赫爾的海軍船塢和兵工廠見習，經歷頗爲曲折，還須忍受經費不足的窘況。
東鄉平八郎的經歷可謂早期日本留學生的縮影。其實首批12位日本留學生中，只有八田裕二郎在1877年蒙英國海軍“開恩”，得以就讀格林尼治學院;餘者無不如東鄉一般，需要在民間海校、海軍基地和工廠自行尋找學習機會，承受頭腦、意志力、財力(官費發放常不及時)和健康的四重考驗。有6位學生就在這樣嚴苛的環境下無聲無息地被淘汰了，1878年學成歸國的僅有另外6人。
衣錦榮歸遠非終點，而是另一段考驗的開始。東鄉隨“比睿”艦歸國之際，不過獲頒中尉軍銜;在先後擔任過兩艘木殼炮艦的副長之後，纔在1883年升任小炮艇“第二丁卯”號的艦長。1884——1890年，他先後擔任過三艘炮艦的艦長，監督過一艘炮艦的舾裝工作和橫須賀鎮守府的兵器修造，完成了一次對中國東南沿海的巡航，這才升至大佐軍銜。1891年底東鄉擔任吳鎮守府參謀長滿半年後，受命接掌防護巡洋艦“浪速”號，任該艦艦長直至甲午海戰爆發。
簡言之，即使第一批“海歸”在求學時的淘汰率已高達50%，日本海軍也並未因物以稀爲貴，就對他們的晉升予以優待。東鄉雖然既具備實戰經驗，又有難得的環球遠航歷練和督造大艦的履歷，但仍然要從小炮艇的副長做起，積累指揮各種中小艦艇的經驗，並承擔一階段行政和參謀工作;直到軍務部門確認其能力足以勝任主力艦艦長，纔會放心地將最現代化的軍艦交給他。至於軍銜晉升，雖然要綜合個人貢獻和資歷，但在授予將軍銜時仍嚴格以軍功爲準繩，絕少通融，並不因“人才難得”就降低標準。
實際上，前幾批日本海軍留學生的淘汰率之高，可謂觸目驚心：1871年派赴美國的4人中，僅有在華盛頓遊學的坪井航三(赴美之前已經是海軍主力艦“甲鐵艦”的副長)日後升至將官，其餘三人皆默默以終。1878年隨德國軍艦“維涅塔”號前往歐洲遠航的第一批8名留德見習生中，只有走上層路線的山本權兵衛後來官居顯赫。從1867年到1887年，日本外派的海軍留學生計有留英25人、留美21人、留法6人、留德1人;在外國艦艇上短期實習的有英艦5人、美艦3人、德艦8人，絕對數量並不多。而在總數不到70人的“海歸”裏，甲午戰前已升至艦長以上的不過坪井航三、東鄉平八郎、伊地知弘一3人而已。
中國“海歸”溫室困境
當東鄉平八郎前往倫敦督造“扶桑”艦之時，12名中國留學生也於1877年5月抵達英國，開始求學之旅。嚴格說來，他們並非晚清海軍中的第一批“海歸”：1872——1881年短暫的留美幼童項目中，詹天佑、吳應科等人歸國後即服務於海軍，甲午戰爭時的“濟遠”艦大副沈壽昌、“福龍”魚雷艇管帶蔡廷幹均爲留美幼童出身。但幼童在美期間所學的畢竟不是海軍專業，1877年赴歐的這批學員則已經歷船政學堂的近十年教育，所欲求取的也是海軍駕駛、製造方面的理論和實踐進修。赴英的12人中除薩鎮冰外，皆出身船政後學堂駕駛班第一期，即中國首批按現代模式培養的海軍軍官。
船政第一期學員於1867年初開班，至1871年結束理論學習，轉登風帆練習艦進行爲期兩年的遠航訓練(在南海和華北沿海)。1874年以後，這批畢業生已經開始在“建威”“揚武”訓練艦上擔任教習。出於對他們科班履歷的信任，英方不僅沒有像非難日本學員一般要求中國學生從頭“回爐”，還慷慨地給予了他們報考格林尼治海軍學院(ORNC)的機會——這所成立於1873年的新學校是皇家海軍爲培養高級指揮官和參謀人員而設，相當於海軍研究生院;儘管英國在傳統上更重視航海實踐，但提議中國學員報考格林威治，意味着已經承認對方是合格的初級軍官。然而奇怪的事就在這時發生了：船政第一期成績最好的3位畢業生劉步蟾、林泰曾和蔣超英似乎完全意識不到機會來之不易，拒絕參加考試，申請直接上艦見習;其餘9人蔘加了考試，有3人落榜，嚴宗光(嚴復)、方伯謙、林永升等6人則順利入讀1877年10月開學的駕駛班，但真正在格林威治校園的時間不過8個月而已。
儘管長期以來頂着“海歸”頭銜，但12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6人接受了學院深造，還是大大縮水的進修課;另外6人則不過經歷了一場升級版實習而已。當然，所有12人的海上實習都是在英國海軍現役艦艇上完成的，比起乘商船環球航行的東鄉自是莫大的幸運，但中國學員對這種機會的重視程度依舊令人懷疑。劉步蟾等人在英艦實習的狀況，既無報告詳述，又無專業人士評估，成效殊可擔憂。到1888年北洋海軍正式成軍之際，9艘鐵甲艦和巡洋艦裏有7艘由“海歸”艦長指揮，而其中海上經驗最豐富的第一期留英學生，歸國也不過僅僅9年而已。
更令人扼腕的是，“海歸”艦長們非但沒有將英國海軍的傳統與榜樣帶回到中國，反而因爲早早身居高位，形成一個利益圈子。1888年以後，閩籍“海歸”管帶的自甘墮落和地域主義已經發展到驚人的程度，不僅排斥鄧世昌這樣的非閩籍、非留英系軍官(哪怕鄧氏也是船政後學堂出身)，甚至以劉步蟾爲首，對抗要求整肅軍紀的英籍總督察琅威理上校(William Metcalfe Lang)。1890年，琅威理與劉步蟾發生衝突後離艦，英國海軍大感不滿，宣佈暫停接收中國海軍留學生。到這時爲止，已有35名中國軍人自英國學成歸來，另有34人曾在法國留學，與日本留洋海軍人員總數完全一致。而這些中國“海歸”唯一值得誇耀的經歷，或許是他們晉升到將軍級的比例遠比日本人高——即使是何心川這樣被張之洞公開上奏呵斥、稱爲“曠廢歲月，耽誤水師人才”的庸人(何氏還是第一批留學格林尼治的6人之一)，也能從晚清一直服役到民國，晉階海軍少將，病死在任內。李鴻章的溫室政策，對海軍這一兵種未曾起到任何正面作用，所肥的不過是軍人個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