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自1840年開始，到1860年二十年間，共發生了兩次鴉片戰爭。這兩次戰爭的標題是我們自己命名的，第二次鴉片戰爭英國人稱之爲“亞羅號戰爭”，又稱“英法聯軍戰役”。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上說英國人以“亞羅號事件”爲藉口，法國人以“西林教案”爲由頭，組成聯軍進攻大清朝。
亞羅號事件
“亞羅號事件”和“西林教案”其實並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西林教案”還出了一條人命，即法國天主教傳教士馬賴在中國廣西西林縣傳教，違規在先，隨後被當地清朝官員處死。而“亞羅號事件”最嚴重的情節不過是清軍水師士兵撕扯掉了英國國旗。因爲“亞羅號”是一條在香港註冊的船隻，其實船上水手都是中國人，據說還是一條走私船。不管怎麼說，這兩起事件都不足以是引發兩國發生戰爭的根本原因，只能是一個戰爭的藉口。那麼，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最根本原因是什麼呢?
第二次鴉片戰爭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繼續，在這裏很有必要順帶說一下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某些情節。第一次鴉片戰爭從林則徐虎門銷煙到《南京條約》的簽訂，大致脈絡衆所周知，林則徐作爲一個民族英雄的形象矗立在中國人民心中了。林則徐之所以在中國人民眼裏是一位民族英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沒有最後在《南京條約》上簽字。按照中國人民的思維定式，凡是在所謂喪權辱國的對外條約上簽字的人都是賣國賊，至於其它，不想不論。
虎門銷煙
林則徐在廣東開展禁菸運動，沒想到引發了一場英國人對大清朝的戰爭，更出人意料的是這個戰爭對手堅船利炮武功高強，大清朝的長矛大刀難以招架。朝廷震怒，革去了林欽差的職務。接替林則徐與英國人打交道的人是琦善，這人在電影《林則徐》裏以反派面目出現，因爲他主張罷戰言和。這舉動極大地刺激了中國人民脆弱而敏感的大腦神經。兩國交戰，言和者即爲投降派，這在中國人民心裏是一條顛撲不破的宇宙真理。其實，這位琦善是大清朝數一數二的能幹之臣，不僅聰明絕頂，而且刻苦勤奮，此人精通大清律例，身上的每一根汗毛都是空心的，透着聰明。然而，他的罷戰言和主張別說在當時，就是在現在，中國人民都不能理解和原諒他。
琦善並沒有參與《南京條約》的談判過程，《南京條約》是在江蘇南京簽訂的，主要參與的朝廷官員是伊里布和耆英。《南京條約》被視爲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與帝國主義簽訂的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至今引爲奇恥大辱。其實，在當時這是大功一件，條約簽訂之後，戰爭結束，道光皇帝的心裏踏實了。伊里布接到聖旨，調任廣東將軍兼欽差大臣，負責與洋人打交道。然而在三個月之後，這位參與簽訂《南京條約》的大功臣猝死在廣東，不知道是身體原因還是心理原因，我覺得可能是因爲憋屈抑鬱而亡。隨後，耆英到廣東接替了他的職務。
到達廣東任上不久，耆英又陸續簽訂了《中英虎門條約》、《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不就是簽字嘛，耆大人輕車熟路，一簽了之。用我們今天的眼神來看耆英，這貨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投降派賣國賊啊!其實，每一個投降派和賣國賊都不是橫空出世的。《南京條約》的簽訂是在江浙一帶清軍與英軍一系列戰敗之後的城下之盟，耆英經歷了全過程，他深深地知道，洋大人這口鍋是鐵打的，砸不破。
耆英這人有一點不好，不知道是性格問題還是人品問題，在與英國人的交道之中，不論是在戰場上還是在談判中，他都採取虛與委蛇和權宜之計這兩大法寶。條約照簽不誤，內心並不認可，也沒想着以後要遵守執行，看着洋人拿着簽好的條約走出大門從他眼前消失他就鬆一口氣，轉過頭來上奏皇帝說我把混蛋們全部搞定!這人可以說是大清官場上的一株奇葩!我覺得耆英無論是性格或是品質上的問題，其實都是當時大清朝的性格和品質上的問題。
耆英
耆英在兩廣總督的任上雖然與帝國主義簽訂了一系列條約，平等的也好，不平等的也好，他的工作成績都受到了朝廷的認可和嘉獎，1845年3月，聖上有旨，授予耆英以協辦大學士以示榮寵。但是，耆英自己心裏並不踏實，因爲在他心裏有一個鬱悶的心結，這個心結打不開，他琢磨着，早晚得出事兒!一出海就是大事兒!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在鴉片戰爭之前，英國商人都集體居住在澳門，要發貨賣東西必須通過廣州的十三洋行代理代辦，英國人是不能擅自進入廣州城的。《南京條約》簽訂之後，情況則完全不同了，按照條約規定，十三洋行的壟斷特權被廢除掉了，英國人可以自由貿易，還可以自由出入廣州城。條約上雖然是這麼寫着的，但是，英國人卻始終沒有能夠進入廣州城，原因是廣東人拒絕他們入內。
今天廣州是一個開放的城市，走在大街上，隨時隨地都可以看見外國人，各色人種都有。去廣州市出入境管理局大廳看一眼，排隊申請居留簽證的外國人比中國人申請境外旅遊的都多。可是在當時的廣州，英國人想進廣州城裏溜達一圈，比登天還難。英國人爲這事兒三番五次地找耆英交涉，據理力爭，說咱得按照條約上規定的來啊，你們這是什麼節奏?每次英國人和耆英說這事兒，耆大人都有百般藉口，推三阻四，最後英國人急了，說你們再這樣不着調，我們將以武力解決問題。被逼無奈，耆英和英國人定了一個“兩年之約”。他答應英國人在兩年之後，也就是1849年4月6日，英國人可以進入廣州城。
“兩年之約”是耆英答應給英國人的，在他做出承諾的這一天開始，他就沒睡過一夜好覺，兩年期限到了怎麼辦?讓不讓英國人進廣州城?還是不能讓!但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他是一籌莫展。這時候的耆英人品又發作了。他積極運動北京的關係，在皇上面前進言，儘早把他調離廣州。地雷他埋下了，想一走了之，至於這地雷在什麼時候爆炸，把誰給炸死，他不想操心了。
耆英的銀子沒有白花，1848年2月，皇上下來一道聖旨，免去了他的兩江總督的職務。朝廷任命徐廣縉爲兩江總督和通商大臣，葉名琛爲廣東巡撫。耆英總算是脫離了廣東這個是非之地，但是他心裏跟明鏡似的，知道他的那個和英國人的“兩年之約”肯定會出事兒!
果不其然，徐廣縉到廣東上任不久，就接到了英國人的外交照會，提醒他有這麼一個“兩年之約”，到時候一定要踐行諾言。徐廣縉接到這個外交照會之後，心裏挺彆扭，合計着這事兒到時候怎麼處理，在做出決定之前，他要先做一個民意調查。於是他經常微服私訪，體驗廣東民情，見到廣東人就打招呼：“喂，大爺，您幸福嗎?您希望英國人進廣州城裏來嗎?”就這麼一路問下來，他發現廣東人都感覺很幸福，在光榮偉大正確的皇上的領導之下。而且都還不喜歡英國人，無一例外地表示不歡迎英國人進入道廣州城裏來。
過了沒有多久，徐廣縉接到了一封英國人的邀請信，邀請他上英國軍艦參觀。在那個時候這無異於深入龍潭虎穴，很多人力勸徐大人千萬不要去，這是鴻門宴啊!中國人腦子裏的種種陰謀詭計紛紛浮現在人們的腦海裏。但是，徐廣縉還是決定走一遭。其實也沒什麼，在徐廣縉參觀了英國軍艦之後，英國人開門見山，和他說：“兩年前，你們承諾，今年的4月6日，允許我們自由出入廣州城，今天請你來，就是要把這個日子定下來。”
英國人提起這個“兩年之約”，徐廣縉心中早有應對的方針策略，他回答英國人：“這個兩年之約，是我的前任耆英大人許諾給你們的，當時我尚未到任，並不知情。至今我也沒有接到朝廷的任何相關旨諭，這事兒我不能答應你。”英國人說：“這事兒你應該完全可以做主。”徐廣縉說：“不行!各國的民俗民風不一樣，廣州城從來不許外國人進入，這是民意，我身爲父母官，得爲民做主。”英國人一聽這話，臉色都變了，心想：你在這跟我玩民意?你們獨裁專制的國家，有民意嗎?
徐廣縉看到英國人臉色不對，話鋒一轉：“不過請你放心，耆英大人既然有言在先，想必不是無緣無故。我回去之後向皇上請旨，聖旨到達之日，廣州的城門必然無條件爲你們打開。”就這麼着，徐廣縉把耆英和英國人的“兩年之約”當做廢話一句，不予理睬，並假託請示朝廷，採取了一個拖字訣。英國人一時也無可奈何。
在此後的一段時間裏，英國人好像也並不着急進入廣州城，那個“兩年之約”似乎不再提起。到了1851年的時候，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大清朝從上至下，都忙着跟洪秀全作鬥爭，呼應太平天國作亂的人們曾經有二十萬大軍進攻廣州城，當時在廣州主政的葉名琛臨危不亂，指揮有方，把這二十萬造反的人民羣衆擋在了廣州城外。而英國人認爲這是中國內政，不與干涉，作壁上觀，瞧熱鬧。
1856年10月8日，廣東水師根據舉報，查獲了一艘名爲“亞羅號”走私船，這船在香港註冊，是爲英國船隻，但是船員都是中國人。廣東水師扣押了船員，據說還撕扯掉了英國國旗，具體細節不得而知。反正這起事件成爲英國政府派遣的第四任香港總督包令向葉名琛發難的一個藉口，英國人自由進入廣州城之事再次提起。葉名琛和他的前任一樣，堅決拒絕英國人的要求。於是，包令按下了啓動戰爭的按鈕，駐港英軍開始進攻廣州城，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
包令發動了對廣州的武裝進攻，企圖破廣州城門而入，但是遭到了葉名琛的頑強抵抗。包令並沒有討到什麼便宜，1857年四月，英國本土派出1500士兵增援駐港英軍，到了9月，英法兩國達成協議，組織英法聯軍，形成對清朝的作戰聯盟。此時的葉名琛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在財政和軍事上都已經無法應付英法兩國的聯合進攻了。2月29日，廣州淪陷，葉名琛被俘。
廣州的失陷和葉名琛的被俘並沒有讓戰爭結束，英法聯軍從海陸北上，炮轟天津大沽口，對北京造成直接威脅。1858年6月1日，咸豐皇帝被迫派出使者在天津與英法聯軍談判，此時，美國和俄國也湊上前來，清政府被迫與英法美俄四國簽訂《天津條約》。
在《天津條約》簽訂之前的5月28日，沙皇俄國和清朝黑龍江將軍奕山在璦琿(今黑龍江省黑河愛輝區)簽定的《璦琿條約》，該條約令中國失去了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約6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是中國近代史一次性割讓領土最多的條約。俄羅斯的趁火打劫，恰逢其時。
《天津條約》的簽訂並不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終結，期間出現了嚴重波折，直到1860年，英法聯軍殺入北京，一把大火燒了圓明園。這場戰爭財落下帷幕。這其中的細節我就不說了。今天圓明園的殘垣斷根在那如泣如訴地展示着當年的悲催，有愛國主義情懷的人們可以到那裏去憑悼一番。
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
對整個第二次鴉片戰爭來龍去脈的思考，我想搞清楚一件事，就是清朝的封疆大吏從耆英到徐廣縉再到葉名琛，爲什麼如此固執地堅拒英國人自由進入廣州城。他們代表的真的是當時的民意嗎?我以爲當時的廣州應該是大清朝對外開放的前沿城市，廣東人民對於英國人並不陌生，他們何至於對英國人畏之如虎討厭至極?我想這極有可能是當時的清朝官員們製造的民意。因爲一旦廣州城對英國人自由開放，中國人與英國人雜交相處，產生各種各樣的糾紛在所難免，以清朝官員的對外的認知水平，他們非常害怕處理國人與洋人之間的各種糾紛。洋人是惹不起的，在大清朝的官員中已經達成共識，但是執法的天平總是傾向於洋人一邊，必然造成政府的聲名狼藉和權威掃地，長此以往下去，大清朝的統治早晚會分崩離析。這，纔是他們最恐懼的事情。
從1840年到1860年，二十年的時間，不斷太短，也不算太長。從廣東虎門到北京的圓明園，兩把大火，映照着歷史的天空。我突然想起來在1853年7月發生在日本的“黑船事件”，美國海軍准將佩裏率艦隊駛入江戶灣，幾聲炮響，敲開了日本幕府閉關鎖國的大門，雙方於次年簽訂了《神奈川條約》即《日美和親條約》。二十年之後，日本中央政府成立內務省，大久保利通任第一任內務卿，日本歷史進入大久保時代，明治政府全方位推進維新變革。又二十年後，甲午戰爭爆發，日本海軍全殲大清朝北洋艦隊。
一個人用二十年的時間去奮鬥，足可以成就一番事業，從而改變自己的命運。一個國家用二十年的時間去努力，也足可以讓社會改觀，震驚海外。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今天，我們仰望星空，回首不堪的往事，只有，也只能發出一聲沉重的嘆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