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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都知道，造成唐朝由盛轉衰的關鍵就是發生在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亂”，而“安史之亂”的根本原因則是唐玄宗給藩鎮節度使安祿山等人授予了太多的權力，結果促使其“手握利器，殺心自起”。後來“安史之亂”雖被平定，但唐朝藩鎮割據的局面卻再也無法結束，並最終導致唐朝的滅亡。那麼問題來了，唐玄宗爲何要把大權交給藩鎮節度使呢?
有人認爲，唐玄宗晚年寵信奸臣，沉溺美色，所以才導致了藩鎮偷偷發展壯大，以至於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可事實上，唐玄宗設立藩鎮節度使卻是在他執政初期，即“開元盛世”階段所幹的一件重大舉措，其初衷是爲了解決長期困擾大唐帝國的兩大難題：邊患和財政危機。
唐朝前幾任皇帝不斷開疆拓土，到了唐玄宗即位時期，唐朝的疆域已經非常遼闊了。然而大有大的難處，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況下，戍衛邊疆需要付出非常昂貴的成本。比如在八世紀初期駐守西部的唐朝守軍兵力約爲五萬，可是這五萬人的軍費開支卻比京畿地區十幾萬人部隊的開支更加巨大。到722年，整個帝國總兵力約爲六十萬，其中多數爲邊防守軍。
雖然唐朝的邊防軍人數不少，但在保衛國境線上能做的努力卻很有限。因爲唐朝周邊勢力都是遊牧或半遊牧民族，他們的軍隊機動性高，且目標並非是爲了佔領土地，而是要以突襲的方式劫掠糧食、人口。大部分邊鎮只有數百人駐守，如果遊牧騎兵大規模入侵，這點兵力顯然無法應對。每當這個時候，唐朝中央就必須出動大規模軍隊，並臨時任命有經驗的軍事統帥前往討伐。可是這個過程卻非常繁瑣，效率極低，往往是當大軍到達邊境時，敵人早就已經撤回自己境內，消失在茫茫草原和戈壁之中了。
爲了解決這個難題，從唐睿宗(唐玄宗之父)執政後期開始就任命長期的節度使以指揮各防區。如果某個防區遭到進攻，身處邊疆的節度使就能迅速作出軍事部署而不需要像過去那樣等待朝廷任命戰地統帥和動員軍隊導致的長期延誤。
權力下放的效果立竿見影，唐朝邊防軍在節度使的指揮下戰鬥效率大大提升。因此在唐玄宗即位後相繼在邊疆地區設立了九節度使、一經略使，總共十大藩鎮，每個藩鎮節度使擁有一大批直屬軍隊(通常稱“經略軍”)，其中兵力最多的范陽節度使擁兵達九萬餘人。此外，爲了提高效率，藩鎮節度使還被授予行政大權，可以在自己管轄的藩鎮內任免官吏。
不過，節度使的設立雖解決了軍隊效率問題，但另一個問題卻仍很突出，那就是長期面臨的財政困境。唐朝從立國開始一直執行粗放式的財政政策，堅持不與民爭利。因此唐朝百姓比較富庶，但中央財政卻很吃。
唐朝疆域龐大，兵員衆多，所以後勤支援就成了個大難題。把各地的糧食、物資集中到京師，再從京師統一運送至邊疆地區是傳統的做法，但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況下，如此來回運輸，加上沿途損耗，勢必會造成驚人的浪費。《孫子兵法》中就提到過“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言下之意就是說，軍隊只需要吃“一鍾”的糧食，但如果由中央從地方收取再輸送到前線，需要付出“二十鍾”的成本。
雖然唐朝各地的邊防軍都設有軍屯，能部分實現自給自足，但軍費的“大頭”還是要靠朝廷撥款。可是唐朝國庫本來就不寬裕，很難承受這樣巨大的支出。爲了實現高效率管理和運作，唐玄宗決定進一步下放權力，將藩鎮所轄區域的財政大權交給節度使，讓其實現自負盈虧。如此一來，節度使在掌握了軍權、行政權之後，又進一步掌握了財權，藩鎮儼然成爲了節度使的獨立王國。
唐玄宗爲了解決兩大難題而設立了節度使，可是讓他始料未及的是在幾十年後，節度使卻成了自他以後所有唐朝皇帝的最大難題。由此可見如何應對難題纔是每個面臨困境的人真正該思考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