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的傳統文化之中，極重孝道，而在古代按照儒學的觀念，在朝爲官者，若是在位期間遇到了父母離世，那麼不管其到底是什麼位置，都要辭官回鄉爲父母守孝，而這種情況，在當時就被稱作丁憂。
由於時代不同，有很多的漢字古代與現代的意思並不一樣，丁憂也是如此，在《爾雅》之中，將“丁”解釋爲“遇到、遭逢”，而在《尚書》中，“憂”指的是“居喪”，古代家中遇到父母離世，兒女子孫們自然會憂傷，遵循傳統爲父母守喪
。
作爲古代官吏必須遵守的規則，丁憂早在先秦時就已經出現並且確立了下來。
周朝時的規制：子女爲父母守喪三年，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在東周即春秋戰國時代，當時的儒家體長重喪，所以也就提出了“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足以當大事”的思想
。
《禮記》之中對於居喪的各個環節都有非常明確的要求，衣食住行等規定很詳細，時間是三年，之所以確定爲三年，因爲
孔子認爲父母養育孩子，從呱呱墜地到童智漸開，大概有三年的時間，父母要須臾不離，浪費了三年的青春年華，而父母離世之後，子女也應該放下一些陪伴父母三年，以報答養育之恩。
而在丁憂期間，不準婚娶、不能宴飲、不能作樂、不能生子、不能出遊，也就是說，基本停止了所有的歡慶和娛樂活動。
不過在秦與前漢時期，守喪還只是一種道德良俗，並非是法律強制規定的，有孝心有道德的人必須要做，其他人不置可否。
然而到了東漢，對於居喪的諸多條件開始明文規範起來，甚至有些朝代將其明確違制入刑，居喪丁憂，逐漸也就成爲了法律強制規定的一種制度。
先秦時代，丁憂者的身份很寬泛，而到了後世，大多指的是官吏居喪。
古代的人，在父母死後，子女們按照傳統禮法需要持喪三年，在此期間不能婚假娛樂，任官者也必須離職，這稱作“丁憂”，而這樣的規制起源於漢代
。
古代的丁憂居喪極其重要，世人對此珍而重之
在人類世界的大多數地方，父母離世都是很傷心的事情，在古代中華文化之中尤甚，先秦時代，孔子的學生宰予曾說：“
三年
之喪
，
期已久矣!君子
三年不爲禮
，
禮必
壞
，
三年不爲樂
，
樂
必崩
，
舊谷既沒
，
新谷既升，鑽燧改火
，
期可已矣。
”然而，宰予卻受到了孔子的反問：“
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
”沒想到宰予回答“安”，氣得孔老夫子大罵：“
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予
不過宰予所說也的確是事實，守喪期間由於很多的事情根本就不能去做，所以自然也就會引起很多的麻煩，墨家對於儒家規制的三年之喪就非常反對，認爲守喪的禮節規矩太多，會引起很多的禍端。
只不過在尊奉儒家的人看來，人生在世除了利益之外，總是要有些精神追求的，不然就產生不了神聖感。而花費很多的時間、精力、財富去做一件沒有實質意義的事情，是創造神聖感的必經之路，神聖感出現了，凝聚力也就出現了。
丁憂制度變成硬規定的時間很遲
漢朝時期的官吏，若是恰逢父母離世的話，正式的喪假其實只有幾十天，而後來的丁憂守喪三年，其實在漢朝並沒有形成完善的制度。
漢成帝時代的丞相薛宣的弟弟薛修，因爲母親亡故而辭官守孝，薛宣認爲“三年服，少能行之者”，但是薛修根本不聽，執意要守喪三年，結果兄弟失和。漢哀帝時期，河間王劉良爲母親守孝服喪三年，因此得到了漢哀帝的表彰，稱讚其爲“宗室儀表”，加封萬戶。
而這些也足以證明，在當時雖然父母離世的確是需要守喪的，但是服喪三年的丁憂之制並沒有成爲固定的條陳，也並不是什麼普遍的現象。而到了東漢時代，雖然大多數的官吏在父母離世期間都會辭職，但也不是硬性規定。
在東漢時代，若是丁憂守喪，也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的，因爲一旦辭職回鄉，等到丁憂結束回來，那麼就不能直接擔任原來的位置，絕大多數都需要從頭做起，也正是這個緣故，當時很多人就算父母離世，爲了自己的前途考慮，也不會真的守喪三年。
孫權
自古忠孝不能兩全，三國時期，孫權下詔：“
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各宜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奔喪立科
，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爲臣，焉得兼之?故爲忠臣不得爲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最終丞相顧雍上奏，羣臣議論，決定奔喪者斬。一句“忠臣不得爲孝子”，可謂道破天機：原來最終解釋權一直在皇家手中。這是嘉禾六年(
237年
)吳國君臣關於懲處丁憂官員離職奔喪的一次朝議討論，彼時魏蜀吳三足鼎立，吳國處於內憂外患的多事之秋，而官員離職丁憂奔喪事件在禁令之下屢有發生。孫權爲此專門下詔將“必加大辟”、“示以大辟”，用腰斬的酷刑威脅試圖離職奔喪的故安遠。
換句話來說，東漢三國時期，不僅沒有硬性規定說官吏的父母離世需要丁憂，甚至說還不允許這麼做。
而三國結束後未久，就是魏晉南北朝時代，依舊是亂世景象，丁憂仍舊不適合當時的情況，直到唐朝建立之後，丁憂制度才真正確定了下來，逐漸成爲了硬規，只不過當時雖然要求官吏們丁憂，可逃避丁憂者層出不窮。
丁憂有時候只是手段，可以靈活操作
父母離世，辭官回鄉居喪，在古代這種丁憂制度的確非常普遍，但是由於丁憂的確會對仕途前程造成很大的影響，所以不少人會選擇躲避丁憂，甚至隱瞞父母離世的事實，而這在明清時代是很大的罪，一旦被發現的話，也就意味着前途盡毀。
有些情況下，朝廷並不希望某些人離開崗位，即便其父母離世，朝廷也會繼續挽留他工作，不準其回鄉丁憂，而這種就叫做“奪情”，也就是說，國家奪走了他們對父母的感情。像是唐朝時期的房玄齡、張九齡等人，都是被奪情起復的代表人物，身居要職能力突出的人，一旦丁憂，對個人也好，對朝廷也好，都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既然有想要回鄉丁憂，朝廷不準的，自然也有朝廷有意奪情起復，卻被斷然拒絕，堅持要回鄉丁憂的。
富弼
宋朝的富弼，歷經仁宗、英宗與神宗三朝，其母親離世，朝廷要求其堅守崗位，但富弼依舊堅持丁憂，富弼認爲奪情起復是亂世的時候無奈的做法，太平時期，丁憂守喪是必須要做的，而後的諸多權臣，戀棧權位不肯丁憂，就會有人用富弼來駁斥。
總之，在古代大多數朝代，丁憂其實都比較靈活，尤其是身居要職者，他們是否丁憂主要還是看其主觀的意思。若是真的不能丁憂，也可以奪情起復。若是他們自己堅持丁憂，朝廷其實也沒什麼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