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建都南京與永樂遷都北京，是關係到明初人口調配的重大事件，也關係到南北兩京工匠人口的增減。軍匠作爲工匠的一部分，他們也隨着朝廷建都、遷都的需求而不斷被徵調。各地衛所的軍匠被大量徵調至京師，成爲明初京師地區軍匠來源的一大特色，而京師也成爲軍匠的主要聚集地。
明初，朝廷確立起匠役制度，即規定輪班匠與住坐匠，要到京師地區服役。這項匠役制度的推行，成爲朝廷將軍匠聚集於京師的另一種方式，很大程度上保證了，京師地區軍匠在服役上的相對穩定性。
明代匠戶主要分爲輪班匠與住坐匠兩大類，主要服役地點是京師地區。這兩種類型的服役匠戶聚集於京師，成爲官用工匠，其數量到了景泰年間南京有五萬八千人，北京有十八萬二千人，從這些具體數字可知，在匠役制度的推行下，京師地區聚集了數量可觀的服役軍匠。
具體來看，輪班匠與住坐匠有着一定的差異，輪班匠需定期輪流到京師服役，主要是民匠，包括少部分的軍匠。相較於輪班軍匠，住坐軍匠在數量上更多，服役時間也相對更長，住坐匠的服役時間大約是輪班匠的五倍。
關於住坐匠的設置，據《明會典》記載：“凡住坐人匠，永樂間設有軍民住坐匠役。”可知住坐匠至遲設置於永樂時期，其匠戶類型主要分爲民匠與軍匠。與輪班匠相比，住坐匠要長期在京師服役，因而其流動性相對較小。於京師而言，住坐軍匠流動性較小則意味着其數量更爲穩定。
無論是輪班軍匠，還是住坐軍匠，都要承擔京師地區的差役，具體主要承擔京師兵器的製造與修理，以及供役於內府監局從事相關的手工業生產活動。但由於住坐軍匠服役時間較長，長期遠離家鄉，宣德初年，曾有軍匠請求將家屬送至京師隸於錦衣衛的記載。
匠役制度的推行，是京師地區軍匠來源不同於地方的又一特色，京師地區有輪班匠、住坐匠之分，而地方上則有存留匠，他們主要留在各個地方從事地方上的生產活動。存留匠中也包含一部分軍匠，相較於京師，地方上的軍匠在數量、種類以及技藝水平都大爲遜色。
總的來看，徵調軍匠、匠役制度的推行，將全國各地的軍匠聚集於京師，這兩種聚集軍匠的方式，使得京師地區軍匠的數量大爲增加。徵調軍匠，是明朝初年朝廷爲滿足南北兩京營建事宜，而聚集軍匠的主要方式，在徵調的數量上遠遠高於明朝中後期。
從匠役制度的推行來看，在制度的束縛之下，輪班軍匠、住坐軍匠從各地聚集於京師地區，並承擔相應的差役。雖然各地也在推行匠役制度，但是在軍匠的數量與聚集程度，都無法與京師地區相比。
無論是徵調還是推行匠役制度，這兩種將軍匠聚集於京師的方式，都帶有很大的強制性，是在朝廷強制下對人口的再調配。同時，由此而聚集於京師地區的軍匠，得以長期服務於京師。既滿足了統治者的需求，又爲京師地區差役的完成提供了保障。
明代京師地區軍匠身份的產生方式，主要有歸附軍匠、抑配爲匠、充軍爲匠、投充軍匠與收充幼匠、僱募軍匠等。京師地區軍匠身份的產生，既有與各地軍匠身份產生的相同之處，而又有自身的特殊性。
從整體上看，京師地區軍匠身份的產生，與聚集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與現實需求。首先，明初京師地區聚集了大量的軍匠，由於營建方面的需求，朝廷不斷徵調軍匠至京師，在規模和數量上，遠遠多於明朝中後期的軍匠徵調。
其次，隨着時間的推移，到了明朝中後期特別是明朝後期，軍匠的來源逐漸向僱募的方式轉變，反映了匠役制度的變化與社會形勢的變遷，影響着軍匠的來源方式。
再次，充軍爲匠是因懲罰罪犯及其家屬，而衍生出的一種軍匠來源方式，收充幼匠則是朝廷儲備軍匠的一種重要方式，體現的是朝廷對軍匠來源認知的一種預見性。最後，從明代軍匠來源的整體情況來看，朝廷更偏向於從未成丁男子、年輕力壯者、諳曉匠役者中選撥軍匠。
總之，京師地區軍匠的來源方式表明，朝廷爲保證差役的完成，需要依賴一定的強制手段。例如抑配、徵調等，從其本質而言，它所反映的是明朝職業戶計制度的推行，與國家強制手段下，束縛人民爲統治者服務的管理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