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魏晉南北朝時期正是兵戈亂世，爲何提倡無爲的玄學卻能發展壯大?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本站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魏晉之際，產生了一種新的哲學思潮，現代學者將其命名爲“魏晉玄學”。有趣的是，這種魏晉玄學以提倡“無爲”、超越名教爲宗旨，但是，當時的時局紛亂，各種軍事鬥爭此起彼伏。代表社會上流階層主流思想的魏晉玄學卻對此置若罔聞，醉心於思辨哲學之中。
這種思想與現實的脫節不禁令人好奇，爲何身處兵戈亂世，提倡無爲的魏晉玄學卻能逐步壯大，成爲當時士人心中的主流思想?
戰亂、政治鬥爭與玄學的誕生
1. 戰亂與士人傷感
東漢末年以降，各地大大小小的戰爭此起彼伏。董卓率軍進入洛陽後，各地軍閥討伐董卓，此後，天下紛爭，戰亂不斷。對此，身爲建安七子的曹操和王粲都有極爲傳神的詩句進行描繪。曹操寫道“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蒿里行》)。王粲寫道“白骨蔽平原”(《七哀詩》)。
這兩首詩歌都描繪了彼時的士人每日面對着大量的死亡，在中原大地上，昔日的繁華景象一去不復返，遍地白骨，生靈塗炭逐漸成爲士人生命中的日常生活景觀。正因如此，東漢末年以降的士人才逐漸擺脫了漢代皓首窮經的經學，逐漸思考生命的終極意義。
衆所周知，漢代的經學是一種系統論。自董仲舒倡導天人感應學說以降，人與天道秩序成爲緊密聯繫的整體。
正如董仲舒所言：“五行之隨，各如其序”(《春秋繁露》)。陰陽五行的運作自有其規律。士人身處其間，務必要遵循既有社會規律，否則將會破壞整體宇宙秩序，從而帶來災禍。簡而言之，人的活動受到了天道的制約，士人必須屈從於人倫、名教。
在東漢時代，這種經學的束縛具體表現爲士人皓首窮經，每日鑽研經術，以此博取朝廷功名利祿。隨着東漢政權的逐步崩潰，士人的個體生命受到威脅，作爲一種對現實困境的反彈，人格的獨立與精神的超脫成爲士人的迫切需求。
如此一來，我們方纔看到，不少士人在東漢末年以降開始玩味莊子的人生哲學。如東漢末年的經學大師馬融“美辭貌，有俊才，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家之節”(《後漢書》)。
《後漢書》給我們描繪了一個完全不同於東漢傳統經學家的儒學大師形象。馬融愛好彈琴、吹笛，精通音律，爲人不拘小節，十分曠達，擺脫了儒家人倫名教的束縛，可以視作魏晉玄學的先聲。
東漢末年的仲長統更是公開宣稱自己要“叛散《五經》，滅棄《風》《雅》”(《後漢書》)。也就是說，仲長統直接表達了蔑視儒家五經的思想，這種叛離儒家經典的思想與魏晉玄學主張如出一轍。
2. 明哲保身與玄學的作用
除去戰亂對士人生命的威脅外，東漢末年以降，波雲詭譎的政治鬥爭也給士人帶來了極深的心理陰影，使得士人開始鑽研與政治無關的玄學思想。
因爲政治見解不同被殺害的士人在東漢末年層出不窮，在這些被殺害的士人中，最爲人熟知的莫過於曹魏時期的名士嵇康。
嵇康與曹魏王室有着姻親關係，得罪了當時手握大權的司馬氏，被司馬昭和鍾會等人構陷，被判處死刑。
聽聞這個消息後，嵇康的好友，當時的隱士孫登對嵇康說道：“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乎”(《三國志》)。也就是，在孫登看來，像嵇康這種有才華且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人，一旦牽扯到政治鬥爭中，往往就是身死道消的結局。
正因爲有着此種政治鬥爭的威脅，不少士人採取了一種明哲保身的態度，選擇遠離政治派別。特別是在曹魏中後期，司馬氏和曹氏鬥爭日益激烈的時期，許多士人不再站隊，而是採取了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
例如，魏晉時期的名士阮籍決口不談朝政，避免參與任何有關政治人物評價的話題。起初，阮籍在曹氏集團庇護下任職。他曾經受到曹氏家族曹爽的徵辟，不得已出仕。
正始十年(249)，曹爽在高平陵政變後司馬懿誅殺。作爲曹氏庇護下的官員，爲了保護身家性命，阮籍接受了司馬氏的招攬，在司馬氏羽翼之下擔任步兵校尉等職務。
但是，他完全不爲司馬氏出謀劃策，也不爲曹氏出力，而是藉助步兵校尉的職務之便，整日飲酒高歌，不問政事，鑽研“越名教而任自然”(超脫人倫道德，嚮往自然)的玄學。
即便是司馬昭派人向阮籍求親，阮籍也假借酒醉不醒，巧妙地躲過了這場親事。因此，《三國志》將其稱作“嗜酒荒放”之人。
由此可見，玄學的興起很大程度上是因爲魏晉士人受到政治鬥爭的威脅，不得不轉向與政治無關的哲學思辨。
儒學的自然發展與士人的覺醒
1.東漢經學的衰落
自董仲舒向漢武帝進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經學逐漸成爲漢代士人的必備之學。通經成爲踏入仕途的必要條件，正如《漢書》所言“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爲了鼓勵士人專心學習經學，漢武帝進一步推行了以經取士的選官制度。此後，士人說話寫文章乃至行爲處事都要“引經據典”。
與此同時，漢代建立了從地方到中央的經學教育系統。中央有太學，地方州郡皆立學校。到東漢桓帝之時，位於洛陽的太學一度具有三萬餘人的學生，經學至此發展至極盛。
正所謂盛極而衰，東漢的經學越發發達，經學內容便越發繁瑣僵化。兩漢時期流行的是師徒傳承的家傳式經學，弟子要恪守師傅的經學說法，而師傅的經學說法往往十分繁雜。
正如《漢書》所言：“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也就是說，一部經書的正文內容不多，但經學者的闡釋極爲龐雜，以至於一個學生要花上數十年的光陰鑽研這種無用的學問。
這種繁瑣的經學實際上已經脫離了實際，失去了原始儒家的活潑和經世致用，變成了鑽故紙堆的繁瑣哲學。
東漢中後期，黨錮之禍的爆發進一步加速了經學的衰落。衆所周知， 東漢中期以降，外戚和宦官交替把持朝政，阻礙了士人的上升通道。
於是乎，這些知識分子主動淡化了鑽故紙堆的經學，開始投身到人物品評之中。據《後漢書》記載，這些東漢士人“激揚名聲，互相題拂”。也就是說，這些士人相互之間品評，爲對方造勢，徹底改變了東漢經學埋首經籍的傳統。
這種行爲引來了宦官的忌憚，於是，悲劇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從延熹九年(166)到中平元年(184)，十幾年間，從中央到地方，各色士人受到了東漢政權的嚴厲打擊。
士人被放歸鄉里，禁錮終生，不得做官。隨後，黃巾起義爆發，漢靈帝爲了爭取士人的支持，主動下詔赦免了黨人，黨錮之禍至此告終。
儘管黨錮結束了，但在士人心中的陰影卻沒有消失。士人不再投身經學，也不再熱衷於相互品評，而是轉向疏離國家與社會，消極避世。
黃巾起義之後，東漢政權名存實亡，此後，三國鼎立，紛亂不休，在西晉的短暫統一之後，全國再次陷入分裂與混亂之中，士大夫不再追逐經學與經世致用，而是轉向哲學思辨的玄學。
2.士人自覺意識與六朝貴族社會
東漢建立以降，各地豪強勢力迅速成長，成爲獨立於皇權之外的新興勢力。皇權徹底崩潰，經過數百年發展的豪強勢力徹底成爲歷史舞臺上的主角，主宰了此後數百年的天下政局。
漢末時期，出身地方大族的名士紛紛投身各路軍閥，成爲軍閥勢力中的中堅力量。這些大族分屬三國，但彼此之間依舊保持緊密聯繫，發展成爲獨立於皇權之外的士大夫集團勢力。
魏晉禪代之際，政治紛爭不斷，這股士大夫勢力並不需要依靠皇權庇護，而是站在了超越國家的立場之上，具有自立的貴族特性。
這些大族依靠着曹魏建立的九品中正制進一步把持了選官制度。如此一來，原先爲皇權掌握的官僚體制也被大族滲透。
大族不再像東漢一樣努力學習經學進入朝廷爲官，他們只需要依靠自身家族地位便可獲得極高的社會評價和較好的官職。正因如此，經學不再是大族的必備學問。許多魏晉大族開始轉向玄學，遠離實際政治鬥爭，用玄學彰顯獨立於皇權的大族力量。
總結
東漢末年以降，戰亂不斷，士人的生命遭遇了巨大威脅。在這種生命危機面前，從前埋首故紙堆的士人開始思考生命的終極意義。與此同時，政權的頻繁更迭讓許多士人捲入到波雲詭譎的政治鬥爭中，稍有不慎就可能身死道消。
於是，許多士人開始避開實際政務，採取明哲保身的手段，醉心於玄學討論，玄學由此逐步興起。
玄學的興起還與魏晉南北朝時期大族自身的獨立地位密不可分，正是因爲大族在這一時期獲得了獨立於皇權的貴族地位，他們方能無視政權更迭，一代又一代地將精力投身於談玄論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