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時期節度使的存在成爲了威脅中央政權的存在，安史之亂將盛唐拖入了深淵，也未晚唐的藩鎮割據埋下了伏筆，不過節度使最開始的時候，只是一種稱謂，連正式官職都不是，那麼節度使是如何轉變，一步步成爲後來集軍、政、財三權於一身的藩鎮，最終成爲可不聽朝廷號令的地方軍事力量。
節度使成爲能夠左右大唐帝國命運的存在，是在唐玄宗時期多種國策影響影響形成的最終產物，這裏有大唐國運至中期，出現了最爲根本也是最爲致命的問題，也就是土地兼併，任何統一王朝的滅亡都套不脫這一問題，同時還有還有的就是，唐玄宗後期開始奢靡享樂，節度使主動或被動攬權。
唐朝初期兵制是府兵制，《新唐書.兵志》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
也就是國家賦予府兵田地，府兵平時爲民，戰時爲兵，且府兵需要自備軍械，此法是大唐養兵而不許令國家財政負擔，而且最主要的是，遇到戰事，府兵臨時徵召，再由朝廷委派將領去統領，打完仗，府兵歸府，將領回朝，將領永遠無法掌握一支忠於自己的軍隊，也就無法用軍隊造反。
唐朝前期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關中府兵是全國精銳，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這也保證了唐朝中央政府的軍事統治地位，但是這種情況在都了唐玄宗時期就改變了，原本的“行軍”，也就是府兵輪番駐守邊疆，變成了後來的“鎮軍”，也就是組建區域邊鎮，佈置重兵常年駐守，以應對邊疆的軍事威脅。
節度使一詞是在唐高宗時期出現的，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一開始節度使只是一種稱謂，也就是持節督軍事的一種權力代稱，當賀拔延嗣被任命爲河西節度使時，節度使才正式成爲唐朝的官職，賀拔延嗣也成爲了大唐第一位節度使。
唐高宗時期在邊鎮方面的軍事改革是國內外形勢所造成的必然結果，於內，大唐的府兵制已經出現崩壞的苗頭，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邊疆府兵開始出現逃逸的情況，唐帝國就不能保證在邊疆保持對各方敵對勢力的軍事壓力。
同時以往唐朝的軍事結構也不適合唐高宗時期的國情，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當時唐朝的軍事結構主要還是小型的分散在邊疆各地的軍鎮，但是這種軍鎮一般只能駐守幾百人，但是在實際戰爭中，敵方騎兵大多集中數萬騎兵，快速機動，選擇唐軍防禦弱點而攻擊，那麼唐朝一開始這種遍地開花般的防守策略就不合適了。
所以在邊疆建立集中兵力的重型邊鎮是個合適的選擇，節度使也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登上了歷史舞臺，節度使也就不再是戰事發生時，由朝廷臨時任命的朝中大臣，成爲了常年在邊疆駐守的封疆大吏，不過一開始節度使的自主權還不大，畢竟府兵制雖然開始出現崩壞的苗頭，但是府兵制依然存在，一直到了唐玄宗時期。
唐玄宗時期，有一個歷代王朝到了中晚期後，都解決不了的問題，也就是土地兼併，《新唐書.食貨志》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爲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侈費無節，而大盜起，兵興，財用益屈，而租庸調法弊壞。大唐中央政府的財政嚴重依賴於開國時制定的均田制和租庸調，也就是國家將田地定額給予百姓，百姓要上繳租稅以及服徭役，但是到了唐玄宗時期，土地兼併之風日盛，加之人口的增加，令土地相對減少，本來租庸調之法對百姓並不是太大壓力，可是隨着國家能夠支配分給百姓的土地變少，而租庸調卻不改變，這就讓百姓身上的賦稅徭役變重，百姓還是逃脫戶籍令均田制崩壞，大唐的財政收入逐漸萎縮。
伴隨着均田制的崩壞，府兵制也是出現了同樣的問題，面對府兵制難以提供足夠充足的兵員，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此時就已經預示了府兵制即將退出歷史舞臺，而“長從宿衛”在本質上已經是募兵制了，也就是彍騎之法，由唐朝財政負擔軍費，此時的“長從宿衛”已經算是職業軍人了，而不再是府兵制的兵農一體。
而府兵制也尚未退出，開元十一年至天寶年間，唐朝的軍事徵兵結構是募兵制和府兵制同時存在的，不過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彍騎之法所招募的京師宿衛到後來已經變成了“其他皆能，唯打仗不能”的士兵，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彩、食粱肉，壯者爲角牴、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
至此彍騎之法和府兵制已經徹底失去了其爲朝廷提供優質兵員的作用，但是唐玄宗時期又是唐朝的多事之秋，面對吐蕃，南詔以及東北的奚和契丹，至玄宗開元、天寶間，北方逐漸形成平盧、范陽、河東、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四鎮、北庭伊西8個節度使區，加上劍南、嶺南共爲10鎮。唐朝在邊境的各方節度使掌握着數十萬，到了天寶年間，府兵制徹底被廢止後，各地節度使也就有了自己募兵的權利，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
此後各方節度使所轄之兵逐漸開始成爲節度使的私兵，因爲節度使掌握着他們的生殺、賞罰、升降等權利，同時他們還有大多世代以軍旅爲家，子承父業，這就導致士兵對節度使的依賴性很高，唯知其將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節度使也就慢慢完全掌控了軍權。
而且這也引發了另一個問題，就是唐朝財政不足以供養邊境數十萬將士，唐玄宗初期是想要恢復均田制的，還特意下發詔令，但是已然阻止不了土地兼併和戶籍逃逸，在均田制的崩壞之下，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國家收支嚴重失衡，所以唐玄宗一朝，他最喜歡的一類官員就是能夠爲自己斂財的人。
《舊唐書.食貨志》開元中，有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外剩田：色役僞濫，及逃戶許歸首，免五年徵賦。每丁量稅一千五百錢，置攝御史，分路檢括隱審。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得錢數百萬貫，玄宗以爲能，數年間拔爲御史中丞、戶部侍郎。
唐玄宗執政初期，還是很有幹勁的，也能任用賢能，通過正當的國策來爲國家財政開源，宇文融就是最早的一個代表，其後還有楊崇禮楊慎矜父子以及韋堅爲朝廷增加收入，可是他們都沒有人可以改變均田制崩壞的局面，均田制纔是大唐財政的根基，而到了唐玄宗晚期，隨着自己懈怠政務，開始過起了奢靡的生活，朝廷開支就更大了，所以其晚期纔會出現那麼多奸臣，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性，那就是能夠爲唐玄宗瘋狂斂財，以滿足唐玄宗的“晚年生活”。
比如奸臣楊國忠，及安祿山反於范陽，兩京倉庫盈溢而不可名。楊國忠設計，稱不可耗正庫之物，乃使御史崔衆於河東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間行錢百萬。國家動亂之際，他還能給唐玄宗斂財，如果說他心能夠用到正確的地方，沒準也會成爲一位幹吏啊。
話說回來，唐朝財政凋敝，不足以供養邊鎮駐軍，所以朝廷只能下方財政大權於節度使，讓他們自行解決，《新唐書.百官》記載了節度使可以兼支度、營田、招討、經略使，支度使主管軍需的官職，營田使掌管屯田諸事宜，手握軍權和財權的節度使自然就逐漸成爲了日後的藩鎮。所以說唐玄宗時期，由於國內均田制遭到破壞而導致的府兵制崩潰以及財政問題，讓唐王朝逐漸將軍權和財權下放於節度使，經過安史之亂後，各方節度使權勢更加擴大，朝廷已無力制約，只能實行安撫之計，直至唐王朝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