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品》是我國古代第一部詩論專著,南朝梁鍾嶸撰。《隋書·經籍志》:“《詩評》三卷,鍾嶸撰。或曰《詩品》。”唐宋時期還是兩個名稱並行。明清以後,《詩品》一名流行。《詩品》的寫作時間,根據有關材料推斷,大約是在梁武帝天監元年(502)至十二年(513)間。《詩品》版本很多,現存最早的版本是元延祐庚申(1320)圓沙書院刊宋章如愚《山堂先生羣書考索》本,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通行《歷代詩話》本。《詩品》的注本,解放前有陳延傑 《詩品注》、許文雨《詩品講疏》等。陳延傑《詩品注》經較大訂補後,於1961年再版。近年來,有蕭華榮《詩品註譯》、向長青《詩品註釋》、 《鍾嶸詩品校釋》等。
鍾嶸(約468—518),字仲偉,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潁川長社鍾氏從東漢末年就是郡的“著姓”( 《後漢書·鍾皓傳》)。鍾嶸的七世祖鍾雅是東晉時“避亂東渡”的士族,官尚書右丞、御史中丞、侍中,死於蘇峻之難,追贈光祿勳。父親鍾蹈,爲齊中軍參軍。齊永明三年 (485),鍾嶸與兄鍾岏同入國子學爲國子生,“衛將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齊建武初,起家爲南康王蕭子琳侍郎,遷撫軍行參軍,出爲安國令。入樑,先後爲臨川王蕭宏參軍,衡陽王蕭元簡寧朔記室,最後爲西中郎晉安王蕭綱記室,“頃之卆官”。《南史》本傳說鍾嶸“辭甚典麗”,《四庫全書總目》(卷195)也稱他“學通《周易》,詞藻兼長”。但除《詩品》外,鍾嶸沒有流傳下來其他作品。
《詩品》共三卷,序言原分三部分,或分置於上、中、下三卷之首,作爲三卷的序,或以第一部分作爲全書的總序,二、三部分分別爲中、下卷的序。《梁書》本傳所錄 《詩品》序僅爲第一部分。清何文煥輯 《歷代詩話》,始將三部分合爲一篇,作爲全書的總序。序言二、三部分文義並不連接,與中、下卷的內容也無直接關係,故此有的研究者以爲除第一部分與《梁書》本傳一致,可斷定是全書的序文外,其餘二、三部分都不類序言,有的段落可能原是上、中卷的附例、附論,有的段落則是全書卷末的跋語。因流傳過程中,版本有變動。遂致謬誤顛倒,現已無法恢復其本來的面目。(逯欽立:《鍾嶸詩品叢考》)
《詩品》的評論對象,只限於五言詩,所謂 “嶸今所錄,止乎五言”。鍾嶸不同於當時某些持傳統觀念者視四言詩爲 “雅音”、“正體”,五言詩爲 “流調”、“非音之正”(摯虞、劉勰),他在《詩品》中大力肯定自漢魏以後,五言詩終於取代四言詩而成爲古典詩歌一種重要形式的歷史發展,並對四言詩與五言詩作了如下的比較說明: “夫四言,文約易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顯示了鍾嶸的歷史眼光和卓越見識。
《詩品》的主要內容,是對漢魏至齊樑122位作者的詩歌進行研究和評論,即序言中所說“辨彰清濁,掎摭利病”。鍾嶸看到並強調文學發展中的淵源繼承關係。他將歷代五言詩作者分爲三系:《國風》、《小雅》、《楚辭》。其中 《國風》、《小雅》同屬 《詩經》,所以實際上是 《詩經》和 《楚辭》兩大系,也就是將 《詩經》和《楚辭》看作古代詩歌的兩個源頭,這大致是符合文學史實際的。《詩品》中對各個詩人的風格特點、得失,都有細緻的分析評論,不少意見已成爲文學史上的定論。《詩品》中品第詩人高下,是仿效漢魏以來 “九品論人”的做法,將122位詩人分爲上、中、下三品。三卷即三品:上品除無名氏 《古詩》外,共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對詩人的品第部分,是遭到後人非議最多的。明王世貞 《藝苑卮言》(卷3):“吾覽鍾記室 《詩品》,折衷情文,載量事代,可謂允矣。詞亦奕奕發之。第所推源於何者,恐未盡然。邁、凱、昉、約濫居中品。至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屈第乎下,尤爲不公,少損連城之價。”清王士禛《漁洋詩話》(卷下):“鍾嶸《詩品》,餘少時深喜之,今始知踳謬不少。嶸以三品銓敘作者,自譬諸九品論人,《七略》裁士。乃以劉楨與陳思並稱,以爲文章之聖。夫楨之視植,豈但斥鷃之於鵾鵬耶!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楨與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陸機、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劉琨、郭璞、陶潛、鮑照、謝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幹、謝莊、王融、帛道猷、湯惠休,宜在中品;而位置顛錯,黑白淆訛,千秋定論,謂之何哉!”這些批評意見不一定都正確,而且也確實還存在《四庫全書總目》(卷195)所說的情況: “樑代迄今,邈逾千祀,遺篇舊制,什九不存,未可以掇拾殘文,定當日全集之優劣。”但其中如對曹操、陶淵明、鮑照等人的品第不當,卻是後世所公認的。這說明,即使如鍾嶸這樣卓越的批評家,也不能不受到時代歷史的侷限。
《詩品》不滿意齊樑時代文學批評的“準的無依”,更不滿意當時“庸音雜體,各各爲容”的創作狀況。它對詩歌提出“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採”的要求,並把“骨氣奇高,詞采華茂”的曹植樹爲五言詩的典範,特別是大力標舉 “建安風力”,以及肯定劉楨、左思、劉琨等以風力見長的詩人,都對糾正當時的不良文風,起了積極的作用。此後,“建安風力”一直被視爲中國古典文學的優良傳統,這是與 《詩品》分不開的。
《詩品》作爲六朝時代進步文學傾向的代表,這種進步性的一個表現,就是對晉宋以來種種不良詩風的批判。它從詩歌“吟詠情性”的基本觀念出發,強調詩歌的 “自然”和“真美”,批判以孫綽、許詢、桓溫、庾亮等爲代表的玄言詩是“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論》”;批判以顏延之、謝莊、任昉等爲代表的“句無虛語,語無虛字”的堆砌典故的作品是“拘攣補衲,蠹文已甚”、“文章殆同書抄”;批判沈約、謝朓、王融、周顒等倡導的 “永明體”是“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等等。與沈約等的聲病說相對立,鍾嶸還提出一個自然聲律論: “餘謂文制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既主張詩歌要適當注意聲律,又反對片面講求所謂聲病。這個自然聲律論,爲後世皎然的 《詩式》等所繼承和發揮。
《詩品》被譽爲 “詩話之伐山”(毛晉 《詩品跋》),並歷來與劉勰的《文心雕龍》並稱。章學誠評論《文心雕龍》是“籠罩羣言”、“體大而慮周”; 《詩品》則 “思深而意遠”、“非論詩家所及” (《文史通義·詩話》)。《詩品》在我國文學理論批評史和文學史上的影響都是深遠的。
《詩品》早在唐代就傳到日本。近年來,日本、南朝鮮、法國都有研究 《詩品》的著作問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