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古代兵家經典著作。春秋時孫武撰。又名 《孫子兵法》、《吳孫子兵法》、《孫子兵書》、《孫子兵書》、《孫武子兵法》、《孫武兵書》,或徑稱 《兵法》、《兵書》等。《漢書 ·藝文志》有著錄,但爲83篇,與原本、今本均不相同。或以爲系包括孫子學派的後學所記述、闡釋、補充、發揮 《孫子》 思想的一些言論彙輯。
該書版本衆多,但主要源於宋吉天保集《孫子十家注》和北宋官方頒定的 《武經七書》兩大系統。《十家注》指三國魏曹操、南梁孟氏、唐李筌、杜牧、陳皞、賈林、宋梅堯臣、王晳、何延錫、張預等註解的 《孫子》,最早見錄於尤袤《遂初堂書目》,約刊於南宋寧宗時。傳本國內僅存3部,分別藏於北京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武經七書》元豐刊本已不可見,現存南宋陸心源皕宋樓藏本,收於日本東京靜嘉堂文庫,《續古逸叢書》有據以影本。1972年山東臨沂漢墓出土了 《孫子兵法》竹簡200餘枚,2.300餘字,僅及今本三分之一,其中有今本不載的《吳問》、《四變》等殘簡。目前較流行的版本有清中葉孫星衍校勘的《孫子十家注》重印本,如《二十二子》、《四部備要》、《諸子集成》所收。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標點排印的宋刊《十一家注孫子》( “十一家”,除上述10家外,還有唐杜佑),也是研究該書的較佳版本。
孫武,字長卿,春秋時期齊國樂安(今山東博興北,一說惠民)人。生卒年不詳,約活動於公元前6世紀末至前5世紀初。中國古代軍事學家,吳國將軍。其祖先爲陳國公子完,因內亂逃至齊國,孫武祖父齊大夫田書伐莒(今山東莒縣)有功,齊景公賜姓孫氏。後因齊國內亂,孫武出奔吳國,經吳國重臣伍員推薦,向吳王闔閭進呈所著兵法,被重用爲將,與伍員等輔佐闔閭制定並實施自強其力、待機而動、分兵輪番襲楚的方略,在吳楚爭霸戰爭中,迫使楚國疲於奔命,國力耗損。吳軍於周敬王十四年(前506)乘楚不備,迂迴奇襲,一舉攻破楚國都郢 (今湖北江陵西北)。楚因此喪失了爭霸力量。而吳則北威齊晉,南服越人,顯名諸侯,以一隅之地而稱霸。孫武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兵法對春秋末期及其以前的戰爭經驗作了總結。孫武成爲公認的中國古代軍事學的奠基人。
《孫子》今本爲上中下3卷13篇,篇名依次爲:《計篇》、《作戰篇》、《謀攻篇》、《形篇》、《勢篇》、《虛實篇》、《軍爭篇》、《九變篇》、《行軍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間篇》。全書計約5.900餘字。該書廣泛地論述了戰爭觀、戰略戰術、軍隊建設,軍事地理與地形、軍事預測、軍事後勤、軍事哲學等基本問題。
對於戰爭的地位和作用,《孫子》開宗明義地指出:“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宋本《十一家注孫子》下同)對戰爭須持慎重態度。因此,要有充分的戰爭準備,有備無患,有備者勝。書中着重論述了決定戰爭勝負的基本因素,提出要對戰爭“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五事”爲:“道”、“天”、“地”、“將”、“法”,指戰爭中政治、客觀條件、將領才德和軍事制度法令等影響勝負的基本因素。“計”有7個方面(即“七計”):“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從這7個方面,對敵我雙方的優劣條件進行估計和比較,就能在戰前判斷誰勝誰負。《孫子》將“道”列爲“五事”“七計”之首,指出: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又說:“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道”,指政治。把政治作爲決定戰爭勝負的首要因素,這是 《孫子》 的重要貢獻。
關於戰略戰術,《孫子》揭示了正確指導戰爭的規律:“知己知彼者,百戰不殆”。這已成爲一句科學的名言。在此基礎上,《孫子》強調“廟算”,“先計而後戰”,主張 “全勝”,“不戰而屈人之兵,要求速勝”,“兵貴速,不貴久”。爲此,必須在充分準備的條件下,掌握戰爭勝利的主動權。要“避實而擊虛”,集中兵力,打敵要害而又虛弱之處。同時又要能出奇制勝,“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爲了達到上述目的,還應該 “示形”惑敵,使敵人暴露弱點、陷於被動;講究“我專而敵分”,造成“以十攻其一”,“以衆擊寡”的有利態勢;根據敵情來決定取勝的方針,“因敵而制勝”;“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其戰略戰術的精神實質,就是從實際出發,從敵我雙方主客觀條件對比及變化中,決定取勝的方略和辦法。這樣,“奇正之變”又是“不可勝窮”的。另外,《孫子》主張野外機動作戰,對於固守壁壘之敵,應“攻其所必救”,調動其至野外殲滅之,這些也反映了春秋末年戰爭的若干特點。
在軍隊建設方面,《孫子》很強調將帥的地位和作用,認爲“將者,國之輔也”,把具備“五德”,即“智、信、仁、勇、嚴”五個條件的將帥,看作是決定戰爭勝負的“五事”之一,把“將孰有能”列爲“七計”之中。它要求將帥有“知己知彼”、“知天知地”的廣博知識;有“知諸侯之謀”的政治頭腦;有“進不求名,退不避罪”的責任心;有能“示形”、“任勢”、“能料敵制勝”、“通於九變”,善於用間,“因糧於敵”等等卓越的指揮藝術和軍事才能。對士卒,則應“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又要“視卒如愛子”,即恩威兼施、刑賞並用,使士卒拼死作戰。《孫子》還提出對俘虜應“卒而善養之”,即將其改編,擴大部隊戰鬥力。
此外,《孫子》對如何針對地形確定作戰方式,如何運用火攻,如何在作戰時保障後勤供應等具體問題都有較詳細的論述。《孫子》全篇都體現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因而對戰爭的論述是比較全面的,它指出了軍事鬥爭,不僅是兵力的競爭,也是敵我雙方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綜合的鬥爭,既從總體上加以把握,又初步分析了其間的主次相互關係。它反對戰爭觀上的“天命觀”,注重人事,又重視客觀條件和主觀能動性的相結合。在一定的客觀條件下,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的作用,“上兵伐謀”,力求以智謀勝敵,而不是恃力逞強,這實際上是《孫子》 的中心思想。
《孫子》問世後即極受重視,戰國時已與《吳子》一道很出名。《韓非子·五蠹》:“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此後,《孫子》爲歷代談兵用兵者所推崇。北宋神宗元豐年間,《孫子》被列爲《武經七書》之一,作爲武學必讀之書,後代因之,更使其處於正宗地位。明代兵學家茅元儀在《武備志》中稱: “前 《孫子》者,《孫子》不能遺; 後 《孫子》者,不能遺 《孫子》。”說明了 《孫子》內容的廣博和它承先啓後的作用,並對其在軍事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作了很好地概括。美國的約翰·柯林斯在他的 《大戰略》一書中也指出: “孫子是古代第一個形成戰略思想的偉大人物。”“《孫子》十三篇可與歷代名著包括二千二百年後克勞塞維茨的著作媲美。今天,沒有一個人對戰略的相互關係,應該考慮的問題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認識。他的大部分觀點在我們的當前環境中仍然具有和當時同樣重大的意義。”
自古以來,不但有難以數計的兵家名將靠《孫子》指導戰爭,還有衆多子史要籍、類書輯錄和闡發《孫子》的內容,研究《孫子》的文字。光是注家,自魏以降,就近二百家,現存各種注本有50多部。研究 《孫子》的成書、作者、思想內容等論著,其數量之多,當以千百計。《孫子》已譯成日、法、英、俄、美、捷等外文和我國許多少數民族文字。許多國家的軍事院校將其列爲必讀書。著名的百科全書中都有《孫子》條目。現在,對《孫子》的研究,已遠遠超出了釋詞訓義的圈子,從軍事、哲學、經濟學、管理學、心理學、文學、音韻學、情報學、預測學等多方面、多角度進行研究,展開學術爭鳴,甚至用來指導企業經營、體育競技。討論較爲熱烈的問題有《孫子》的作者和成書時代,軍事思想及其淵源、哲學基礎以及對“形”、“勢”等概念的訓釋等。較具代表性的論著有: 楊丙安 《孫子會箋》(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服部千春 《孫子兵法校解》(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張文穆 《孫子解故》(國防大學1987年出版),李世俊 《孫子兵法與企業管理》(廣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龐齊《孫子兵法探析》(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陶漢章《孫子兵法概論》(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版),劉 《孫子字義探微八則》 ( 《教學與研究》1980年1期),楊丙安《 〈孫子〉 書兩大傳本系統源流考》 ( 《文史》 第17輯),席紹曾 《孫子哲學思想新探》(《武漢鋼鐵學院學報》1982年增刊)、魏知信《毛澤東軍事思想與孫子兵法》(《南京師大學報》社科版1984年第3期),藍永蔚《〈孫子兵法〉時代特徵考辨》(《中國社會科學》1987年第3期)、鈕國平 《 〈孫子〉 韻例》 (《西北師院學報》1985年第3期),振築 《論〈孫子兵法〉的修辭藝術》(《軍事歷史研究》1987年第1期)……。這些論著大都不拘舊說,努力從版本、校勘、訓詁、音韻、修辭、時代特徵、軍事和哲學思想等各個方面深入研究《孫子》,並有自己的見解。還有郭化若《孫子譯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譯註信達,評介公允;軍事科學院戰理部 《孫子兵法新注》 (中華書局1977年版),引證恰切,譯文曉暢; 吳如嵩 《孫子兵法淺說》(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版),從歷史背景上解說其軍事思想,通俗易懂; 爲各界讀者閱讀、理解、研究《孫子》提供了方便,有較高的參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