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繚子》是我國古代兵家重要著作,題尉繚撰。又名《尉繚》。最早見於《漢書 ·藝文志》,著錄於雜家和兵形勢家。雜家 “《尉繚》二十九篇,”兵家 “《尉繚》三十一篇。”《隋書》及新舊 《唐書》的 《經籍志》或《藝文志》都將其列爲雜家。北宋元豐年間列爲《武經七書》之一,頒行於武學。此後,諸多版本均源於《武經七書》系統。今有 《續古逸叢書》和 《叢書集成初編》所收影宋本、宋本《武經七書》本(上海中華學藝社影印)、《四庫全書》本、明李清 《武經七書集註》本和清湖北崇文書局本等。
尉繚(生卒年不詳),長期以來疑爲二人,今有學者考證,爲戰國後期軍事家。相傳曾從師鬼谷子學習兵法,後應魏惠王之請,到大梁向惠王講論用兵取勝的政策方略。秦王政十年(前237) 入秦,被任爲國尉,因稱尉繚,其姓反而失傳。他幫助秦王策劃,主張用金錢收買六國權臣,打亂其部署,以統一中國。《尉繚子》可能是尉繚論兵的記錄,由其本人和學生在不同時期整理、編輯而成。其中也摘採了若干其他學派的觀點,具有雜家色彩。故在尚未系統成爲一部專著之前,有29篇被漢志列入雜家,另31篇更類似軍令實錄的作品則列入兵家。東漢以後,該書逐漸散佚,今本 《尉繚子》已非古本原貌。
該書約九千字,分5卷24篇:《天官第一》、《兵談第二》、《制談第三》、《戰威第四》、《攻權第五》、《守權第六》、《十二陵第七》、《武議第八》、《將理第九》、《原官第十》、《治本第十一》、《戰權第十二》、《重刑令第十三》、《伍制令第十四》、《分塞令第十五》、《束伍令第十六》、《經卒令第十七》、《勒卒令第十八》、《將令第十九》、《踵軍令第二十》、《兵教上第二十一》、《兵教下第二十二》、《兵令上第二十三》、《兵令下第二十四》。前12篇主要論述戰爭觀及戰爭與政治、經濟的關係,也對攻守權謀和戰法等問題進行了重點闡述。後12篇主要論述治軍原則以及各種軍令軍制。前後兩部分聯繫緊密,互爲補充,互爲滲透,也有些內容重複,大致反映了戰國時期戰爭、兵制的若干特點,也對先秦兵家思想進行了總結。
關於戰爭與政治的關係,《尉繚子》強調,軍事上的勝利取決於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措施。只有國家富強,天下大治,才能 “戰勝於外”、“威制天下”,提出了“兵勝於朝廷”的觀點。說明作者已初步地認識到政治對軍事戰爭的重要性。故而,該書提出在政治上,應健全國家制度,明確君臣職守,執法要公正嚴明。在經濟上以農爲本、獎勵耕戰,“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該書還區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戰爭,反對不義之戰。認爲“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禁不義也。” 提倡的是以 “正義” 的戰爭消滅“非正義”的戰爭,說明作者在戰爭觀上具有積極的思想。《尉繚子》所指的“義戰”,即 “併兼廣大以一其制度”的封建統一戰爭,是順乎歷史潮流的,可見其戰爭觀是進步的。
《尉繚子》強調對於戰爭要有全面的認識。戰前要全面地掌握我敵雙方的情況,“先料敵而後動”,“權敵審將,而後舉兵”。這與孫子“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軍事思想是一致的。在戰爭過程中,要“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即掌握戰爭的主動權而不被敵人奪去主動權。爲此,除了善於把握戰機以外,還充分注意到了作戰要有雄厚的物質基礎和後勤保障,應由國家掌握市場管理以保證軍需供應的必要性。“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作者還具體地闡述了城防攻守的戰術原理,反映了戰國後期城鎮經濟的繁榮和城防戰爭日臻顯要。
《尉繚子》有關軍隊建設的論述尤爲詳盡,這也是該書的特色之一。首先,它對擇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強調選拔和任用清廉能幹的統帥。將帥應“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不能“心狂,目盲,耳聾”,而應嚴於律己,以身作則,具有自我犧牲精神,與士卒共勞苦,才能在士卒中樹立起威嚴。“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其次,它主張依法治軍,“明制度於前,重威刑于後”,賞罰分明,做到 “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喜者賞之。”該書還具體闡述了有關治軍的12條措施,涉及到教育、訓練、行軍、宿營、作戰等各個方面,保留有懲處條令及權限、連保制度、營正劃分、戰鬥編成、信號指揮、軍隊着裝、徽識以及車陣等具體規定。爲研究古代兵制史不可多得的重要資料。
總之,該書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它吸取了先秦兵家和諸子論兵的精萃,堪稱先秦兵家集大成之作;二是它具有樸素唯物論,大致反映了戰國時代軍隊和戰爭情況。清人朱墉在《武經七書匯解》中也讚譽道:“七子談兵,人人挾有識見,而引古談今,學問博洽,首推尉繚。”當然,《尉繚子》也有它的階級侷限性和歷史侷限性,如它過分強調國君和將帥的作用,其歷史觀是唯心主義的。
《尉繚子》過去極受日本、朝鮮等國學者的重視,專著甚多。我國古代就有配合《武經七書》而對該書所作的 《講義》 (施子美)、《匯解》 (朱墉)、《直解》 (劉寅)、《考注》(黃榜)、《集註》(李清)和 《合箋》等。近年來,中華書局出版過華陸宗《尉繚子註釋》、中州書畫社出版了鍾兆華《尉繚子校注》等文字訓詁、詮釋之作。該書的研究熱點主要集中在作者與成書年代、著錄與版本、理論價值和歷史地位等方面,先後發表過論文多篇,如何法周《 〈尉繚子〉初探》(《文物》1977年第2期)、鍾兆華《關於 〈尉繚子〉 某些問題的商榷》 (《文物》1978年第5期)、劉路 《 〈尉繚子〉 及其思想初探》(《文史哲》1979年第2期)、張烈《關於〈尉繚子〉的著錄和成書》(《文史》第8輯)、於勇波《淺談〈尉繚子〉的軍事思想》(《西南師範學報》1983年第3期)、龔留柱 《 〈尉繚子〉考辨》(《河南師大學報》 1983年第4期)、《 〈尉繚子〉 軍事哲學思想初探》 (《爭鳴》1985年第1期)、徐勇 《 〈尉繚子〉 的成書、著錄及其相關問題》(《中國哲學史研究》1986年第1期)、劉先廷《 〈尉繚子〉對古代軍事哲學的貢獻》(軍事科學出版社《漫話中國古代軍事》)以及吳如嵩《〈尉繚子〉的兵形勢特色》(《軍事歷史研究》1988年第2期) 等。
關於作者,南宋以後,學者疑該書爲後人僞託尉繚之名所撰,近代此說尤盛。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墓出土的竹簡中,發現有與今本《尉繚子》內容基本吻合的殘簡,《文物》1977年第2期發表《銀雀山簡本〈尉繚子〉釋文》並附校注,從而使後人僞託之說不攻自破。但究竟成書於何時,仍有多種看法,如戰國中期說、戰國晚期說、漢初說等等。關於該書著錄與版本也有不同的觀點。有的學者認爲,被 《漢書·藝文志》分作雜家和兵家兩類的《尉繚》是書名同內容異的兩部書;有的則認爲雜家《尉繚》和兵家《尉繚》只是因著錄在兩類而被誤解爲兩部書,實爲一部書;還有學者認爲今本《尉繚子》原爲雜家,而兵家《尉繚》已佚。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徐勇《尉繚子淺說》一書,對上述問題作出了新的解釋。經周密地考證,否定了尉繚是戰國中晚期兩個同名人的傳統說法,並指出《史記·魏世家》對魏惠王紀年記載的失實;說明了該書的形成過程與漢志著錄的關係,是解決這一長期懸而未決的疑案之力作。因此,雖名爲《淺說》,實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