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知道：古代有哪些大型瘟疫，老祖宗是如何抗疫的?的讀者，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瘟疫，即由病毒與細菌感染而引起的流行性疾病。古代典籍中對於流行病的記載比比皆是，所用之名有“疫”、“疾疫”等。
瘟疫最明顯的特徵是傳染性與流行性。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或軍隊裏，疫病將會如同洪水猛獸般爆發，如若沒有得到有效防控，死亡人數將會不堪設想。
由於古代醫療條件的匱乏以及思想的落後，古人往往將瘟疫的產生歸咎於上天或神靈的懲罰。因此，在藥物治療之前，人們只會通過祭祀或祭神活動來驅趕疫病。
其實，古代的蠱蟲與瘟鬼不過是人們假想出的鬼神邪蟲，現實中根本不存在。然而，隨着古人認識與經驗的增長，逐漸推斷出了瘟疫的真正致病因素。
古代常見的瘟疫有流感、鼠疫、天花、瘧疾、霍亂等。那麼，古代有哪些大型的瘟疫呢?老祖宗們又是如何抗疫，渡過難關的?
一、歷朝歷代對“瘟疫”的認識
先秦時期，我國殷墟甲骨文上便有“蠱”、“瘧疾”的記載，而《尚書》、《左傳》等歷史典籍上還出現過“癘”字。
“蠱”是肉眼不可見卻專門啃食肉體的蟲子。在民間傳說中，它頻繁成爲巫術的輔助工具，可以操控人類的情感與意志力。
其實，蠱不過是人類假想出來的致病蟲子，也是對肉眼不可見的病因的物化，至於它是否真實存在，不爲人知。
周朝以來，舉辦大型祭祀活動預防“蠱”已成風潮，還出現了專門清除蠱蟲的官職“庶氏”。
《周禮》記載“以攻說之，以嘉草之。”
由此可見，西周防治“蠱”有兩種方法，一是“攻說”，即舉行祭祀，祈求神靈;二是“嘉草”，即藥物治療，驅趕蠱蟲。
商代人重視占卜，甲骨文刻有一段關於“疫”的卜辭，其中有“疾年”一詞，乃我國古代最早有關於流行疫病的記錄。“疾年”指的是傳染疾病流行之年，亦或是疫病後死傷的狀況。
到了漢朝，有關於瘟疫的說法再次發生改變，人們對疫病的認識也進一步提高。東漢蔡邕在《獨斷》中提到：
“帝顓頊有三子，有一子常居江水，被稱爲“瘟鬼”。
在漢人的心中，“瘟鬼”便是主導瘟疫的鬼神。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中記載：
“疫，民皆疫也”。
意爲全民皆得病即是瘟疫，由於病患數量多且集中，如同大興徭役一般，故被稱爲“疫”，即“役”。
東漢王充在書中記載：“溫氣疫癘，千戶滅門”，說明瘟疫的傳播性、感染性以及殺傷力極強，動輒滅門滅戶，甚至滅城都有可能。
由此可見，漢代的民衆已經明確地認識到“疫”具有傳染性，雖說概念還有些模糊，但較之先秦已經有相對明確的界定。
不過，漢代的疫病並不只包括傳染病。東漢《傷寒論》中稱傷寒也是疫病的類型，指的是包括各種疾病在內的熱性病總稱。
由此可見，兩漢的疫病與現代的傳染病有些許區別。它包含的病種廣泛多樣，既指具有廣泛傳染性且導致嚴重傷亡的傳染病，也指部分非傳染性流行病。
隋朝時，出現了祭祀五瘟神的活動，五瘟使者在天上的稱呼是“五鬼”，在地上則被稱爲“五瘟”。
五瘟分別爲春瘟、夏瘟、秋瘟、冬瘟以及中瘟，只要他們一齣戲，地上就會興起季節性流行病。
隋唐時期，絕大多數百姓還是認爲“疫”乃天神下降的災禍。尤其是領導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更應當首當其衝，需要內省己身。
爲了在文武百官中立威以及安撫疫區內慌亂的百姓，統治者會舉辦祭祀大典，祈求神靈的寬恕。
在醫療衛生條件落後的古代，普通的病患根本無法坦然面對疫病的威脅。祭祀活動雖起不到任何防疫效果，卻能夠撫慰人們失去親人的痛苦以及擔心自己患病的恐慌。
由隋唐時期修訂後的《內經》可知，古人早已發現瘟疫的產生具有一定時令性規律。
時令不正則會導致瘟疫橫行，亦或者說，一年四季氣候的異常也會導致疫病的產生。
隋唐時期有不少文獻論述指出四時陰陽變化與疫病起因的聯繫。例如，巢元方的《諸病源侯論》則論述了溫病、傷寒病、疫癘等都與時令變化相關。
如若因寒毒之氣所病，則不具有傳染性，不會禍及他人;但若因歲時不和，溫涼失節而患病者，則會導致嚴重的傳染疫病。
到了宋朝，仍然存在“信巫不信醫”的現象。普通百姓患病，最先想到的治療方式並非問醫，而是巫術。
不論是經濟發達、交通便利的東南沿海地區，還是條件落後，交通不便的廣南西路一帶，都普遍存在只信“巫術”的現象。
此外，宋朝依舊存在利用迷信鬼神思想來解釋疫病成因的現象。
例如，公元1196年，江西都昌一帶的段家全家沾染疫病，無一倖免，家中二子相繼而亡，夫婦二人也病入膏肓，瀕臨死亡。凡是前來探望的鄰居以及送湯粥的人也紛紛離奇而亡。
段家有一成年兒子在寺院出家，得知此事後馬上聘請僧侶反覆誦讀《楞嚴呪》驅疫，利用宗教驅除疫病。
不久，病人痊癒，衆人皆以爲是段氏子孝心至誠，感動上蒼，佛祖顯靈。其實根本原因在於段氏子夜以繼日對雙親的照料，按時施以粥藥所致。
明朝時期，百姓對瘟疫仍存在非理性認識。明朝統治階層認爲城隍神擁有製造與消除瘟疫的雙重力量，故定期祭拜城隍神，以求國泰民安、風調雨順。
此外，民衆們還將天變與人變相結合，認爲傷害“天和”會導致天神大怒，降罪於民間百姓，瘟疫便是其中一種懲罰方式。再者，倘若民衆做了德行有虧的事，也會受到天懲。
例如，明人黃佐曾在《泰泉鄉禮》中表示：“世之不孝者，或斃於雷，或死於疫”，
說明對父母雙親不孝順也會引起天怒，上天會降瘟疫於天下不孝子。
到了清朝，隨着經濟的發展以及人口的增加，瘟疫發生的頻次反而逐漸遞增。此時的民衆早已對瘟疫的危害程度瞭然於心，普遍認爲瘟疫是比旱災、水災甚至戰爭都要可怕十倍的災害。
究其原因，其一是傳染速度極快，輻射範圍遠超其他災害;其二是瘟疫具有隱祕性、複雜性以及難以治療等特徵。
瘟疫流行猛烈時，路邊橫屍遍野，根本來不及掩埋，而屍體散發出的腐爛氣味都會導致瘟疫的二度傳播。此外，清朝民衆對瘟疫存在極端緊張、恐懼的心理，若聞鼠疫，完全不敢出門。
二、歷史上大型的“瘟疫”
1.建安大瘟疫
東漢末年，諸侯割據，戰亂紛紛，百姓們因戰爭流離失所，也因瘟疫家破人亡。《漢書》中只有短短一句“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殊不知背後竟是對國家的滅頂之災。
自公元25年起，至建安25年，即公元220年，近兩百年的時間是我國古代瘟疫的頻發時期。瘟疫的持續時間漫長，波及範圍廣，且後果嚴峻。
建安十三年，曹操征討東吳，發起赤壁之戰。曹軍戰敗除了因爲曹營內部軍事戰略指揮的失敗外，還因爲曹營爆發了嚴重的瘟疫，大量士兵的驟死令曹操不得不退兵。
至於瘟疫爆發的原因，有人認爲是江南吸血蟲引起的傳染病，有人認爲是傷寒與鼠疫。總之曹軍因此損失大半人馬，幾乎全軍覆沒。
無獨有偶，建安二十二年，瘟疫越演越烈，一場空前絕後的瘟疫籠罩着即將崩塌的帝國。
據統計，死於建安大瘟疫的人數起碼超過一千萬人，而此時吳蜀兩地的總人口也不過兩千三百萬人。
《傷寒論》中記載：“死亡者三分有二，其中傷寒者十之有七”。
曹植也曾寫下“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的哀痛之語，可見疫病覆蓋範圍之密集。有專家認爲這場瘟疫乃出血熱，還有人認爲乃是鼠疫。
此外，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令“建安七子”徹底成爲文壇絕唱，無一倖免。建安七子皆是上流階層的文學巨匠，享受的飲食與衛生條件也要優於常人。
七人皆死於瘟疫，說明疫病已經無法控制，蔓延到了上層階級，那麼下層百姓感染者則十有八九。
2.明末大鼠疫
鼠疫，指的是由鼠疫病菌引起的高強度傳染性疾病，致死率極高，對國家社會造成不可估量的災難性危害。
明朝末年，地球溫度大幅度下降，出現小冰河時期。夏季旱澇災害頻繁出現，而冬季卻出奇地寒冷，連福建、廣東、上海等沿海地區都被狂風暴雪侵襲。
尤其是1580年至1644年，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後最寒冷的時期之一。極端寒冷的天氣導致糧食大幅度減產，造成長達幾十年的社會動亂。
由於沒有足夠的糧食，老百姓爲了生存，只能絞盡腦汁尋找一切可以填飽肚子的東西。連從老鼠洞中掏出的糧食，亦或是臭水溝裏的老鼠，都成了災民口中的食物。
因而，老鼠身上攜帶的鼠疫桿菌迅速在人羣中傳播，造成大面積感染。
《山西通忘》中記載：“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
最早的瘟疫發生在萬曆八年的山西大同，十戶人家竟有九戶染病，可見疫病的傳染性極強。身體素質差的人早上染病，傍晚就一命嗚呼，當真是人命如草芥。
崇禎六年，山西再次爆發鼠疫，並在短時間內迅速向四周城市蔓延。
崇禎七年至八年，山西興縣的百姓爲了躲避鼠疫，舉家四處逃竄，使得興縣淪爲一座空城。而攜帶鼠疫桿菌的難民又將病毒傳播給與興縣只有一河之遙的陝西。
崇禎九年，陝西的榆林府、延安府接連發生鼠疫。崇禎十四年，河北地區的瘟疫蔓延至北京，感染者或皮膚隆起贅肉，或咳嗽嘔血，數刻立死。
崇禎十七年，天津發生鼠疫，距離北京城被攻破僅有一年，但城內每日死亡上萬人，沿街小販十有五六盡數死去，街道上空無一人。
李自成率“百萬之衆”攻城時，北京城內僅有身體虛弱、僥倖存活的五萬士兵，連鼓舞刀劍的力氣都沒有，北京城幾乎不攻二破。
由此可見，造成一千萬人死亡的明末大鼠疫無疑是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
三、古人防治瘟疫的方法
儘管古代的科學技術與醫療衛生比較落後，更不知細菌病毒爲何物，但也發明了不少有效防止疫病的方法。
兩漢時期，民間防疫活動中也滲透了科學的防疫思想，即隔離治療，阻斷病毒的傳播。
《漢書·平帝紀》記載：“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爲置醫藥”。
此爲正史中首次記錄專門爲傳染病患開設的治療機構，通過隔離、切斷病院來科學有效地防治疫病。
此外，《晉書·王彪之傳》中也曾提到：但凡臣子染上時疫，一百天內不可入內廷，以防傳染給皇家貴族。
由於瘟疫對社會經濟造成沉重打擊，爲了維護漢王朝統治，統治者會採取諸多措施賑濟災民。
例如，減少朝廷日常的開支用度，從而減輕疫區百姓的賦稅以及徭役。再如，朝廷派醫送藥給疫區百姓，亦或是給無力勞作的人發放賑災口糧或衣物。
隋唐時期，藥王孫思邈曾用疫病感染者的濃汁以及血清製作簡易疫苗，進行接種實驗。
孫思邈所著的《備急千金藥方》記錄了近20貼闢疫方，有佩戴在胸口的藥物，由雄黃丸、白芷等辛香味厚者爲主;也有口服型的蜜丸、湯劑、膏劑等。
自唐高祖李淵起，統治者就格外重視疫病患者屍體的處理，將瘟疫導致的暴屍骸骨全部掩埋妥當，幾乎斷絕了屍體傳染病毒的機會。
到了清朝，人們對疫情傳播的原因、危害以及防治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
著名溫病專家王士雄曾提出疫病的產生與環境污染有莫大關係，可用水來消毒。清代醫者陳虯也曾針對食物以及環境消毒提出防疫辦法，諸如衣服需漿洗乾淨，房屋應多開窗通風等。
針對人口密集、交通發達的地區，統治者尤其重視垃圾與糞便的處理。此外，爲減緩病毒傳播速度，政府也格外重視檢疫與免疫。
康熙年間，北京城設有“查痘章京”，專門負責八旗子弟與民衆的防疫事宜。
光緒二十年，廣州爆發大鼠疫，上海海關當即下達指令，命這些地區的遊客必須進行體格檢查，並提交“免疫通行證”，過後方可入境工作。
綜上，瘟疫的流行不僅會造成百姓的死亡與流動，還會社會經濟的發展，甚至會成爲導致國家滅亡的最後一根稻草。
不過，也正因爲瘟疫造成危害不可估量，才迫使社會各階層想盡辦法尋找應對疫病的方法，從而積累了豐富多樣的防疫辦法，爲現代抗疫打下堅實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