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宋朝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不僅是古時候還是現在考試都是選拔人才的一種手段之一，當然了，在古時候的考試最著名的還是科舉制開始了，當然，科舉制考試主要是用來當官的一種考試了，小編也是看到有不少的人在問小編宋朝的科舉制會考哪些題目呢?題目難嗎?通過率高嗎?
如果我問：古代的科舉考試考什麼?也許你會不假思索地說：考八股文唄。
但這個答案並不準確，至少不夠全面。相對於科舉制度，八股文的歷史要短暫得多，科舉制創立於隋朝，而八股文要到明代纔出現。即使在明清時期，科舉也不僅僅考八股文，明代的鄉試與會試各考三場，首場試經義，此即所謂的“八股文”，第二場試“論”及應用文寫作，第二場試“策”;清代的鄉試與會試也是各考三場，首場試經義及韻詩，第二場試經文，第三場試“策”。在八股文尚未登場的宋代，科舉考試的題目就更豐富多樣了。
宋代的科考實行兩級試：發解試與省試。發解試相當於初試，由各州郡主持，考生通過發解試獲得參加省試的資質;省試相當於複試，由禮部主持，被錄取者便可從此步入仕途。至於殿試，通常都不黜落，只排定名次。
宋代科舉又分進士科以及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法、明經各個專科，以選拔專業人才;此外還有“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悉許應詔”的特別考試，叫做“制科”。其中以進士科最爲重要，錄取的人數也最多。后王安石罷諸科，只保留進士科與制科，另設新明法科遴選司法官。
我們要介紹的主要是進士科省試與殿試的試題。宋代省試的科目雖然屢經變革，但有四個科目差不多是必考的：詩賦，經義，論，策。殿試通常都是試策。各個科目各有其功能，用宋人的話來說，“國家以科目網羅天下之英雋，義以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
我們都習慣將現在的高考比擬爲古代的科考，其實科舉要比高考重要得多，高考只是高校錄取新生的門檻而已，科舉卻是傳統社會選拔賢能之士治理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科舉制度的設計目的，是識別、發現優秀的治國人才，“網羅天下之英雋”，因此需要以試詩賦考查應試者的文學才情與審美能力，以試經義考查對經典義理的理解與闡釋，以試論考查應試者的學識與見解，以試策考查解決時務的識見與才幹。
宋人輕詩賦而重經義、策論，如司馬光極力反對以詩賦取士：“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略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邪?”詩賦題目在宋代科舉考試中的地位逐漸下降，經義與策論的重要性則得到強化。
從答題形式上看，試經義、試論、試策都有點像今天的高考作文，都是以議論文爲主，目的當然是爲了測試考生對於經典、史事、時務的見解。考試時，主考官會在試場前面掛出一塊簾幕，“出示題目於廳額，題中有疑難處，聽士人就簾外上請，主文於簾中詳答之訖，則各就位作文”。一般考三場或四場。
具體來說，試經義是出題者從儒家經書中截取一句話，請考生闡述其蘊含的義理。明清時試經義演變成考八股文，從外在的文體形式到內在的思想都嚴重僵化，但在宋代，人們崇尚“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此語本爲陳寅恪紀念王國維的碑銘，我們借用來形容宋人之學術，陳先生必定同意，因爲陳先生又說過，“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爲自由。”)，考生可以自由解經、傳注、質疑古說、闡發新見，“借他題目說自家道理”，甚至不乏“全不顧經文，務自立說，心粗膽大，敢爲新奇詭異之論”者。
王安石設經義科目，並試圖將他的新學立爲考試評判標準，即受到司馬光的抗議：“王安石不當以一傢俬學，欲掩蓋先儒，令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式，同己者取，異己者黜。……若己論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學者不棄彼而從此，何必以利害誘脅，如此其急也!”司馬光所追求者，是各家各自解釋經學，百家爭鳴，在思想市場展開競爭。
試論，則類似於命題作文，通常是要求考生評論經史記載的某個典故或某一位歷史人物。北宋嘉祐二年(1057)進士科省試的論題是“刑賞忠厚之至論”，典出《尚書》孔安國註文：“刑疑付輕，賞疑從衆，忠厚之至。”換成現在的說法，這題目就是“論疑罪從輕”。當年蘇軾的應試作文《刑賞忠厚之至論》深獲主考官歐陽修的讚賞。在這篇文章中，蘇軾還杜撰了一個典故：“當堯之時，皋陶爲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連歐陽修都不知出自何典。這要是放到明清時期，恐怕有欺君之罪。
試策跟今天公務員考試中的“申論”差不多，一般都是主考官就時務提出具體問題，讓考生髮表見解，所以又稱“策問”，考生的回答則稱“對策”。對策通常是千字文，但也有洋洋灑灑寫了上萬言的對策。由於策與論都是議論文體，宋人又將兩者並稱爲“策論”。
策問往往可以體現出題者的“問題意識”，許多當過主考官的宋朝文人都對自己擬出的策問題目有些“敝帚自珍”，將策問收入自己的文集。如《歐陽文忠公集》收錄有策問多道，其中一道問：“周天子之田方千里，號稱萬乘，萬乘之馬皆具，又有十二閒之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車馬，車馬豈不多乎哉?千里之地，爲田幾何，其牧養之地又幾何，而能容馬若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爲田幾何?馬之法又如何?今天下廣矣，常患無馬，豈古之善養馬而今不善乎?宜有說以對也。”此題涉及對宋朝缺乏良馬問題之關切，而要問答這道策問，不但需對馬政有切實見解，也要掌握一定的數學、幾何與畜牧業知識。
熙寧四年(1071)，蘇軾擔任開封府試官，出的策問題目是：“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翻譯成大白話，就是“試述專權的優劣”。當時王安石與宋神宗正推行新法，王氏“既得政，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出現專制的苗頭。蘇軾擬此題目，自然是想引導考生對君相“獨斷”時局的注意與思考。
宋朝是國家全面推行科舉取士的第一個王朝(唐朝雖有科舉，但每榜不過錄取一二十人，宋代的進士選取數目擴大了十倍以上)，科舉制度爲宋王朝源源不斷地輸送治理國家的優秀人才，特別是宋仁宗嘉祐二年的省試，出現非常多的牛人：蘇軾、蘇轍、曾鞏、張載、呂大鈞、程顥、王韶、呂惠卿……，後來的宰相章惇也參加了這一次考試，但因恥於名列其侄子章衡之下，放棄了功名，嘉祐四年又參加考試，名列進士甲科。這份名單，庶幾囊括了當時最優秀的政治人才、文學人才與哲學人才。其實，宋仁宗朝四十年間，無數才俊都被科舉制發現，進入國家的儲才庫，幾乎做到了“野無遺賢”。
我們看看宋代科舉考試的題目，便會相信它確實可以遴選出有才學、有見識的國家治理人才。今天有些朋友將科舉考試想象得那麼不堪，顯然是對科舉制度的歷史缺乏瞭解、又先入爲主地存有偏見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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