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曾祖父叔兄弟等舊來赤心向大國。今大食來侵，吐火羅及安國、石國、拔汗那國並屬大食。臣國內庫、藏珍寶及部落百姓物，並被大食徵稅將去。伏望天恩處分大食，令免臣國徵稅。臣等即得久長守把大國西門。伏乞照臨，臣之願也。”
這是一封公元8世紀中葉發出的乞援信，寫信人爲俱蜜國王那羅延，收信人爲唐朝皇帝李隆基，也就是唐玄宗。俱蜜國大概位於今天的塔吉克斯坦，開元年間(713~741年)，該國曾給唐玄宗進獻過美豔的“胡旋女”，是唐朝在中亞的一個屬國。
這封信的漢語用詞雖然有點蹩腳，但意思很清楚：現在大食(阿拉伯帝國)來打我們，吐火羅(今阿富汗地區)、河中諸國(今中亞阿姆河、錫爾河流域)都已被迫臣服，我們的國庫都被搜刮光了，大食還要對我們課以重稅，求天朝教訓他們！
絲綢之路 心臟之路
當年向大唐寫過類似求援信的國家，還有康國(撒馬爾罕)、安國(布哈拉)、石國(塔什干)、吐火羅(阿富汗)等。這些紛至沓來的求援信，是一次次危急的警號：阿拉伯帝國正步步逼近大唐在中亞的勢力範圍，中國人經營多年的絲綢之路，面臨嚴峻威脅。而此時的唐帝國，正值天寶年間(742~756年)。曾經相當勤奮的最高領導人李隆基開始倦政，開元盛世的雄姿暗暗消磨淨盡。
唐帝國之所以能擁有極大的財富、聲望和威懾力，雄踞東方，令四夷俯首，很大程度上源於她是一座絲綢之路上崛起的王朝。創業者李淵、李世民父子，發跡於胡漢混血的關隴軍事集團。該集團第一代爲南北朝時的西魏(535~556年)，由於據有絲綢之路的起點長安，西魏獲得了足以稱雄一時的財富、兵源、人才、武器與先進戰術，一度主宰中國北方。此後，關隴軍事集團孕育出北周、隋和唐三個王朝的帝族，他們在五胡亂華的尾聲中，持續努力，最終再度統一中國。
到了唐玄宗前期，中原王朝的疆域前所未有地廣大而穩固：先後攻滅東西突厥，自秦漢以來北方最大的邊患一掃而光；擊破吐谷渾(原控制今青海、甘肅一帶)，保持了河南道(由四川、青海至西域的通道)的暢通；與吐蕃時戰時和，在天寶年間之前基本上保持着戰略優勢；將高昌國(今吐魯番)郡縣化，牢牢掌控絲綢之路南北樞紐；置安西、北庭兩大都護府，分治南北疆；設龜茲、焉耆、于闐、疏勒四大軍鎮，駐紮兩萬四千名唐軍精銳，守衛絲路要道，並且震懾域外的突厥、吐火羅、粟特諸部。
極盛之時，大唐在西域的勢力範圍遠達中亞阿姆河、錫爾河流域，堪稱空前絕後(13~14世紀時中亞爲蒙古帝國察合臺汗國領地，但並不歸屬入主中原的元朝本土)。
總而言之，經營百年、貫通中(原)西(域)的絲綢之路，無疑是大唐帝國的心臟之路。如今遠人斗膽來犯，是可忍，孰不可忍？!
“一路三帶” 搖搖欲墜
再回到本文開頭的那封乞援信。
大食(阿拉伯帝國)建於唐太宗貞觀六年(632年)，經過約一百年的持續擴張，先是攻滅薩珊波斯，接着兵鋒直指中亞。他們由南向北，先征服吐火羅地區，再征服粟特人的故鄉——昭武九姓國。
粟特人是操東伊朗語的白種人，秦漢之際曾居住在河西走廊(今甘肅)一帶，後西遷中亞。他們是一個陸地商業民族。如果把唐帝國比作一個人，那麼廣闊的國土就是其四肢軀幹，絲綢之路就是其血管，而粟特人則好比流淌血管中的血液，他們將營養和精氣運送到大唐帝國的各個“器官”。
與歷史上任何一箇中亞征服者都不同的是，阿拉伯人推行政教合一制度，伊斯蘭教既是強大的精神力量，又是強大的社會動員體系，其武力所到之處，均對非穆斯林徵以重稅。粟特人是典型的商業民族，出於逃避高額稅收的天然傾向，不得不屈從於伊斯蘭教體系。然而，粟特人傳統上又是虔誠的祆教、佛教徒。這種精神和物質的激烈二元衝突，促使他們改變了此前在唐朝與突厥帝國爭戰時通常採取的觀望態度，轉而一致支持唐朝。
粟特人盼望唐朝派兵逐走阿拉伯大軍，因爲無論在宗教上還是種族上，大唐統治者的姿態都很寬容。如果唐朝勝利，則粟特人在經濟上的特權、種族上的獨立以及宗教上的自由，會重新得到保證。最重要的是，一旦中亞諸國完全被阿拉伯人佔據，粟特人勢必喪失對絲綢之路貿易的長期壟斷地位。
在頻頻接到中亞乞援信的同時，唐朝西北駐軍發現，吐蕃人和阿拉伯人常常聯合作戰，吐蕃不斷進攻安西四鎮與河湟谷地，並把公主嫁給小勃律國(今克什米爾西北)國王，與之結盟，使唐朝西北二十餘小國，“皆爲吐蕃所制，獻貢不通”。大唐在亞洲腹地的霸權，受到兩個強勁對手的挑戰——吐蕃希望奪取吐火羅與安西四鎮，再圖東進；大食則企圖將阿姆河與錫爾河流域伊斯蘭化，拱衛波斯高原，把持東西商道，奪取原本粟特人手中的絲綢、茶葉等大宗商品的定價權。
到了天寶初年，唐朝以文治武功所苦心營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朝貢帶、安全帶”，在吐蕃和大食雙重衝擊下，早已搖搖欲墜。
犯強漢者 雖遠必誅？
唐玄宗天寶年間後期，大唐的內政已逐漸惡化。李隆基沉湎於楊玉環的豐腴和柔情，李林甫和楊國忠先後把持了朝政；府兵制遭到破壞，職業軍隊取代了自由農民軍人，中央軍數量和質量嚴重不足；節度使制度逐漸變質失控，藩鎮割據初現端倪，邊軍依附邊將，邊將握有軍、政、財、人的絕對控制權。
更大的問題是，邊將以征戰攻伐爲晉升之道，無意義的殺戮和擄掠在邊境地區盛行，這嚴重影響了唐與邊疆各民族之間的關係，大量擄掠及遷移而來的少數民族，聚集在河北諸鎮，又形成一邊倒的“胡化”。至於代表中央政府權力的丞相，與代表藩鎮勢力的邊將之間關係的惡化，如楊國忠、安祿山之勢同水火，只不過是點燃戰亂之火的小小引線而已。
儘管如此，面對外來強敵的悍然挑戰，大唐仍決意一戰。很快，安西都護府受命出兵了。
唐朝初年派駐西域駐軍不多，對西域各國無法形成有效節制，一度難以反制突厥。武則天當政時(7世紀中後期至8世紀初)下令，安西都護府常駐兵力二萬四千人。自此之後，安西都護府作爲唐朝在中亞地區的橋頭堡、絲綢之路的保護者，與突厥、突騎施、吐蕃、大食等各路人馬展開了曠日持久的較量。安西兵堪稱唐朝所有武裝力量中，戰鬥力最強、戰鬥意識最堅定，也是最專業的一支。
天寶六年(747年)，高仙芝率安西兵1萬人及屬國兵1萬人，翻越蔥嶺(今帕米爾高原)，攻破了吐蕃要塞連雲堡(今阿富汗東北部)。他們再跨過雪山和冰川，神兵天降似的出現在與吐蕃串通的小勃律國，迅速將之擊破，俘獲小勃律國王及吐蕃公主。唐軍精銳一時威震中亞，讓吐蕃與大食方面大吃一驚。
高仙芝指揮的這場高海拔戰役，打得確是酣暢淋漓。然而，此役之速勝也讓高仙芝志得意滿，信心爆棚。作爲久經戰陣的大唐安西兵主帥，他本不應忘記《司馬法》(先秦時期軍事名著，年代比《孫子兵法》更古老)裏的那句忠告：“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過度膨脹的人，常常會迎來意想不到的悲慘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