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知道南方絲綢之路有哪些歷史價值?其實南方絲綢之路開通以來內接中原，外聯南亞、東南亞，是佛教南傳、藏傳，本土宗教的交匯地，獨特的地理位置，雜居交錯的民族聚落，構成了獨特的地域文化，是中原文化、藏傳文化、東南亞文化及當地民族文化融合的產物。
從文化線路上來說，這些區域就是費孝通先生所定義的“藏彝走廊”地帶，也是“三圈說”的“中間圈”區域。
南方絲綢之路沿線處於中央版圖邊緣地帶，一方面跨境而居，與當地土著在物品上互通有無，語言上交流通暢;一方面受到中央王朝管控，遙遠的王權管控遠達於此，在政令上暢通有效，儒學傳統文化遠播於此，通過人員交流、物品交換，在上下一體的秩序中，核心、中間、海外三圈間文化出現了上下縱橫勾連。
處於“中間圈”地帶上少數民族是主體，但長期與漢族雜居交融，貿易的終點又延伸至“核心圈”“海外圈”範圍內，構成了“邊緣”與“中心”的互動。
南方絲綢之路是多國、多地域、多民族文化的碰撞和融和、排斥和吸收，是混合體而不是單一民族的特產。它對外來文化既沒有照搬、移植或簡單的改頭換面，而是本土文化與多種外來文化碰撞融合，和諧共生，和而不同的複合文化。轉運於不同時空中的絲綢、茶馬，一路適應、融合，最後移植生根，在不斷地適應中變遷，不斷的創造再生，將圈內圈外的文化勾連融合，渾然一體。
考古學證據表明，中國古代文明經由西南地區與近東文明之間的接觸和交流，在公元前第二個千年的中葉就已存在了，其間文化因素的交流往還，多經由南方絲綢之路進行。四川和雲南考古發現的來自西亞的石髓珠和琉璃珠，都證明中國西南與西亞地區的經濟貿易和文化關係早已發生的事實。
商代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雕像羣和金杖、金面罩，由於上源既不在巴蜀本土，也不在中國其他地區，但卻同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印度等世界古代文明類似文化形式的發展方向符合，風格一致，功能相同，在年代序列上也處於比較晚的位置，因而就有可能是吸收了上述西方文明區域的有關文化因素進行再創作而製成。
西方考古發現，希臘雅典kerameikos一處公元前5世紀的公墓裏發現了5種不同的中國平紋絲織品，織法與四川絲綢相同。埃及和歐洲考古發現的中國絲綢，與中國考古發現的印度和近東文明的因素，兩者在中西文明交流與互動的發生、發展年代上吻合。
西方地中海地區的古希臘、羅馬，最早知道的中國絲綢，便是來自古蜀地的產品。由此可知，從中國西南到印度，再從印度經巴基斯坦至中亞阿富汗，由此再西去伊朗和西亞、歐洲地中海地區和北非埃及，這條路線正是中國絲綢經由南方絲綢之路西傳的交通線。
古代巴蜀絲綢在世界各地的傳播，豐富了印度、中亞、西亞、北亞和歐洲文明的內容，而這條因絲綢傳播而形成的線路，不僅對中國早期西南地區的經貿繁榮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對南亞、東南亞、中亞等地的經貿繁榮也有較大的影響。
不僅如此，南方絲綢之路對於中國西南地區以及東南亞、南亞的民族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考古材料顯示，自夏、商時羌系民族便經青藏高原的東緣(四川西部)向西南地區遷移，此後這種民族大遷移絡繹不絕，到戰國時期“因畏秦之威”又一次達到高潮。這些遷移的民族不單到達西南夷地區，一部分甚至進入了東南亞及南亞的東部地區。民族的遷移打通了溝通南北的交通通道，促進了文化交融。
南方絲綢之路在歷史意義和價值意義上是世界性的，它具備的文化個性和創造精神不可替代。這種創造性是南方絲綢之路開放精神的必然產物，沿線文化是南方絲綢之路沿線族羣的民族文化精粹的集中表現，是該線路民族文化的標誌，是整體性的象徵。
南方絲綢之路文化在漫長的發展史上，已漸漸轉型爲象徵精神，馬幫終將消失，但這並不意味着文化的徹底消逝，沿線旅遊、博物館，茶葉交易新市場等，無不是以茶馬文化爲內核的發展開拓，而這些也必將隨着“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繼續傳承和發展。
